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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這首先得益於唯美的風尚。或者說,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唯美風尚的組成部分。但書法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卻很可能與玄學有關。因為只有經過哲學訓練的頭腦,才有可能從一撇一捺的線條組合中看出真意來。那樣一種審美眼光,是要稱之為“玄心妙鑒”的。

  甚至就連琴棋書畫在魏晉的大行其道,也許都要拜玄學所賜。至少,音樂、圍棋和書法的共同特點,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們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以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老莊思想是相通的,與玄言和清談的風尚也是合拍的。

  看來,玄學藝術化的同時,藝術也在玄學化。

  自然美的發現,同樣如此。

  跟藝術一樣,晉人眼裡的自然界也是玄學化的。玄學探究的是宇宙的規律,這規律被《老子》表述為“道法自然”。這句話的意思不是“道”之外還有一個什麼“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說“道”的法則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會“有大美而不言”。

  那麼,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麼樣子?

  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這是兩晉之交郭璞的詩,在後世備受推崇。有人甚至這樣說:風聲蕭瑟,水聲泓崢,那意境實在不可言傳。每次讀到這兩句,便覺得神超形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深長意味盡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說玄學的藝術化是換了言說方式,那麼自然的玄學化就是換了審視眼光。這種眼光就叫“玄對山水”,前提則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說,內心世界一片純淨。

  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理解魏晉名士的審美取向,理解他們為什麼那麼喜歡玉,喜歡春月柳,喜歡松下風。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秋冬之際的山陰道尤難為懷,而郊邑還在飄雪,山林卻已皓然,會那麼讓人感動。

  沒錯,所有這些都純淨而自然。

  自然就真實,真實則率性。某個大雪紛飛的晚上,王獻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覺醒來打開房門,發現那雪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於是當即決定去見畫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來到戴家門前,徽之卻吩咐返航。他說: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戴?

  也許,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與人的交往也會變得純淨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碼頭上,正好精通音樂的名士桓伊在岸邊路過。並不認識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傳話說:先生能為我吹笛子嗎?當時已經名滿天下的桓伊也二話不說,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後轉身上車而去。自始至終,兩人沒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麼叫性情中人?這就是。

  真性情,美儀容,尚自然,愛智慧,重門第,所有這些加起來,也許便是魏晉風度。問題在於,這樣一種風度有價值嗎?如果有,又是什麼呢?

  第五章 價值觀

  真真假假

  至少有三種風尚由死於非命的何晏開風氣之先,這就是談玄、嗑藥、男人女性化。病態時尚背後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追求,則是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當我們打開歷史的長卷,把魏晉風度次第展開時,眼前出現的是一幅難以看懂的畫面。因為裡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費解,還很可能集於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賢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闆娘那裡買酒喝的就有他,儘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歲。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濤和劉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後到。阮籍說:你這俗物又來敗壞興致。王戎卻笑著說:你們這幫人的興致豈能敗壞得了!

  那麼,王戎俗嗎?

  俗不可耐。他雖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財萬貫富可敵國,卻一毛不拔。侄兒結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來;女兒回娘家,也拉下臉來暗示她歸還嫁妝。家裡的李子拿出去賣,又怕人家得了好種,竟不厭其煩鑽破果核,還跟老婆半夜三更擺開籌碼算帳,真可謂財迷心竅。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卻又風流倜儻飄逸瀟灑。所謂目光炯炯如岩下閃電,說的就是他,而且還是玉人兒裴楷的評論。說“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這句話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歲時就表現出從容鎮定的風度,在攀欄咆哮的老虎面前紋絲不動,讓魏明帝曹叡大為驚詫。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麼錢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說,王戎貪財跟劉備種菜和阮籍酗酒性質一樣,都是為了避免成為政治鬥爭中的假想敵。

  這當然僅供參考。但財迷王戎跟他的財迷老婆相當恩愛浪漫大約是事實,因為王太太稱王戎為卿。當時的習慣和風俗,是尊稱曰君,相當於“您”;暱稱曰卿,相當於“你”。因此按照禮教,太太應該稱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顧,偏要叫卿。王戎糾正,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親你愛你,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誰有資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聽之任之。

  從此留下一個成語:卿卿我我。

  如此看來,王戎簡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卻目光如電,吝嗇貪財卻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卻又兒女情長。兒子王萬去世後,山簡(山濤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來。這當然很另類。因為按照禮教,父母去世才該痛不欲生,兒子死了卻大可不必。

  於是山簡說:請節哀!再說也不至於此。

  王戎卻說:聖人超凡脫俗,愚民麻木不仁。他們對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專注於感情的,恰恰正是我們這類人啊!

  這就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戎的話並不錯,魏晉人確實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輿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蘇句容)時放聲大哭說: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梟雄如桓溫,也如此。他西征成漢路過三峽時,軍中有人捉到一隻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號,在岸邊跟隨百里,最後跳上船來,當即死亡。剖其腹,腸皆寸寸斷。桓溫得知,立即將捕猿人撤職查辦。

  揮舞戰刀者,也有柔軟的心。

  桓溫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過某地時,看見自己三十年前種下的柳樹已經很粗,便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於是手扶柳枝,潸然淚下。

  為王徽之吹過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聽見有人唱輓歌,就要跟著喊一聲“奈何”的。這裡的“奈何”不是“怎麼辦”的意思,只不過是輓歌的組成部分。然而逝者與桓伊並無關係,他喊什麼“奈何”呢?

  難怪謝安說:子野(桓伊)可謂一往有深情。

  情感是最真實的,唯情感不可作偽,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實而率性,正是魏晉風度的構成部分,魏晉名士的基本要求。簡文帝司馬昱就曾這樣點評一個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為有那麼一點點真率,便足以超過其他人許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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