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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海卻清醒地意識到，佛教招人厭惡與吃不吃肉沒有多少關係，有關係的是那寄生蟲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鹹菜和稀粥。作為農業民族，華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勞而獲巧取豪奪的。因此，禪門僧侶的自力更生，就能為佛教重新贏得尊重，也使禪僧與其他僧尼判然有別，使禪院從一般寺院分離出來，從而使禪宗最終成為獨立的宗派。
如此懷海，豈非宗教改革家？
當然。事實上這樣一種叢林清規，不但對於佛教，就連對於禪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說過，禪（Dhyana）在梵文中的本義是靜慮，因此英文通常翻譯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懷海和惠能卻把這個定義完全顛覆。成佛的途徑不但是瞬間頓悟，而且是身體力行。這離那個既條分縷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實在是十萬八千里。
難怪他們要自稱“教外別傳”了。
與儒學卻越靠越攏。成佛與成聖，修行與修身，慈悲與仁愛，幾乎可以置換，只不過禪宗並不治國平天下。但他們主張的普度眾生，豈非也可理解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還贊成忠孝，與儒家倫理更是全無衝突。
披著袈裟的，已儼然是儒者。
然而這種變革卻只有禪宗才能實現。這不僅因為惠能主張人間佛法，也因為他堅持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問題與叢林清規是有關係的。因為鄙視勞作的人，也不會當真認為眾生平等。小乘佛教堅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實就是主張一部分人天生種姓高貴，也只有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與眾生，在他們那裡其實有天壤之別。
惠能抹平了這一界限。雖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觀點，把這種觀點變成現實的卻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為禪宗六祖，便雄辯地證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性作為般若智慧的種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會不會耕耘。
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的確，生機勃勃的大唐是一個耕耘的時代，也是一個撒下種子就能開花結果的時代。之前四百年的動亂，等於把中華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層的沃土翻了上來，外面的肥水流了進來，開放寬容的政策更是讓陽光雨露得以充分降臨，生命活力得以盡情揮灑。毫無疑問，這樣的時代是需要發出自己聲音的，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於是，禪宗便被挑選為宗教方面的發言人。
時代精神
選擇是在門閥制度衰朽之後開始的。
事實上，中國雖然沒有種姓制度，卻有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表現於歷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貴族政治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貴族政治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華夏民族也沒有產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兩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當貴族政治在秦漢逐漸讓位於官僚政治時，門閥制度便誕生了。門閥時代的統治階級不是貴族領主，而是士族地主。他們雖然並不世襲領地，卻壟斷仕途；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靠的正是祖宗。門閥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就因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國才有這樣的土壤。
當然，也因為官僚體制最早在中國成熟。
不過這樣一來，矛盾就產生了。因為官僚政治絕不允許仕途被壟斷，帝國制度也絕不允許國土被瓜分。要維護天下一統，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唐兩代，肩負的就是這種使命。
動搖了血統觀念和貴族政治的是漢，挑戰著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的是唐。漢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兩個王朝的不同性質，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包括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也有著自己的風度和風采。
這是黃河九曲十八彎一樣的歷史長卷。
總體上說，漢是雄渾大氣的。唯其雄渾，所以厚重；唯其大氣，所以樸拙。那些碑刻、陶俑、畫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現出第一個農業大帝國初生牛犢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興貴族地主小喬初嫁式的天真爛漫和滿心歡喜。即便迂腐繁瑣如經學，妖妄荒唐如讖緯，鋪陳排比味同嚼蠟如漢賦，也未嘗沒有漢文明的自豪與自信。
自信的背後，是歷史的邏輯。
實際上，作為秦始皇政治遺囑的執行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中華第一帝國”，兩漢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本原則和主旋律：重農抑商，中央集權，獨尊儒術，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爾所說，歷史與邏輯是一致的，那麼，兩漢就是歷史邏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
作為邏輯意義上的否定，魏晉南北朝與兩漢，歷時大約等長，風貌截然相反：華夷不辨，胡漢混雜，戰亂頻繁。天下一統變成了群雄割據，對外征服變成了民族混血，統治階級變成了士族地主，意識形態變成了魏晉玄學，就連佛教也由巫術化的浮屠道變成了玄學化的般若學。
當然，風骨也變成了風度。
漢文化是有風骨的。它甚至延續到建安時期，因此而被稱為“漢魏風骨”。這其實是一股心勁，一種可以“激揚文字”的精氣神。建安詩人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這個時代的終結篇，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強音。[14]
之後就變成瀟灑飄逸了。應該說，此前沒有哪個時代像魏晉這樣，把才情和氣質看作審美對象，將遊山玩水、飲酒服藥、論道談玄作為生活方式，讓最放蕩不羈和最嚴肅認真的統一起來，然後整體性地打包成一種風度——魏晉名士基本上是同一個調調，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各說各的。
所以，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心態，而心態關乎思想。人們津津樂道的既然是道家的無、佛門的空，睿智的談吐當然成為追求目標。就連鍾愛漂亮的風貌也不奇怪。這不僅由於那風貌原本表現為脫俗的言行，體現著高超的睿智，也因為玄學本體和般若智慧，最終都要變成美。
實現這一轉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燦爛輝煌。玄學時代像玉山一樣崩潰之後，留下了一片廣闊天地和諸多文化遺產；混血的楊隋和李唐則不拘一格地兼收並蓄，氣度恢宏地對外開放。新文明海納百川厚積薄發，理所當然地多元多樣，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絢麗斑斕已於《隋唐定局》盡述。那繽紛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鉛釉，濃郁得化都化不開。
樸實無華的，似乎只有禪宗。
禪宗確實是最樸素的。沒有嚇人的高頭講章，沒有華麗的鋪陳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語。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時悟到了菩提智慧，寫下了這樣一則示法偈：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15]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農作之一。為了將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農民必須低頭彎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會踩踏已經插好的秧苗，他們只能一步步往後退。然而這位僧人卻在年復一年的簡單重複勞動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實，而且句句雙關，這顯然是只有親自參加生產的禪僧才能做到的。
如此懷海，豈非宗教改革家？
當然。事實上這樣一種叢林清規，不但對於佛教，就連對於禪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說過，禪（Dhyana）在梵文中的本義是靜慮，因此英文通常翻譯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懷海和惠能卻把這個定義完全顛覆。成佛的途徑不但是瞬間頓悟，而且是身體力行。這離那個既條分縷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實在是十萬八千里。
難怪他們要自稱“教外別傳”了。
與儒學卻越靠越攏。成佛與成聖，修行與修身，慈悲與仁愛，幾乎可以置換，只不過禪宗並不治國平天下。但他們主張的普度眾生，豈非也可理解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還贊成忠孝，與儒家倫理更是全無衝突。
披著袈裟的，已儼然是儒者。
然而這種變革卻只有禪宗才能實現。這不僅因為惠能主張人間佛法，也因為他堅持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問題與叢林清規是有關係的。因為鄙視勞作的人，也不會當真認為眾生平等。小乘佛教堅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實就是主張一部分人天生種姓高貴，也只有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與眾生，在他們那裡其實有天壤之別。
惠能抹平了這一界限。雖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觀點，把這種觀點變成現實的卻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為禪宗六祖，便雄辯地證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性作為般若智慧的種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會不會耕耘。
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的確，生機勃勃的大唐是一個耕耘的時代，也是一個撒下種子就能開花結果的時代。之前四百年的動亂，等於把中華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層的沃土翻了上來，外面的肥水流了進來，開放寬容的政策更是讓陽光雨露得以充分降臨，生命活力得以盡情揮灑。毫無疑問，這樣的時代是需要發出自己聲音的，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於是，禪宗便被挑選為宗教方面的發言人。
時代精神
選擇是在門閥制度衰朽之後開始的。
事實上，中國雖然沒有種姓制度，卻有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表現於歷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貴族政治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貴族政治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華夏民族也沒有產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兩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當貴族政治在秦漢逐漸讓位於官僚政治時，門閥制度便誕生了。門閥時代的統治階級不是貴族領主，而是士族地主。他們雖然並不世襲領地，卻壟斷仕途；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靠的正是祖宗。門閥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就因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國才有這樣的土壤。
當然，也因為官僚體制最早在中國成熟。
不過這樣一來，矛盾就產生了。因為官僚政治絕不允許仕途被壟斷，帝國制度也絕不允許國土被瓜分。要維護天下一統，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唐兩代，肩負的就是這種使命。
動搖了血統觀念和貴族政治的是漢，挑戰著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的是唐。漢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兩個王朝的不同性質，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包括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也有著自己的風度和風采。
這是黃河九曲十八彎一樣的歷史長卷。
總體上說，漢是雄渾大氣的。唯其雄渾，所以厚重；唯其大氣，所以樸拙。那些碑刻、陶俑、畫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現出第一個農業大帝國初生牛犢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興貴族地主小喬初嫁式的天真爛漫和滿心歡喜。即便迂腐繁瑣如經學，妖妄荒唐如讖緯，鋪陳排比味同嚼蠟如漢賦，也未嘗沒有漢文明的自豪與自信。
自信的背後，是歷史的邏輯。
實際上，作為秦始皇政治遺囑的執行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中華第一帝國”，兩漢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本原則和主旋律：重農抑商，中央集權，獨尊儒術，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爾所說，歷史與邏輯是一致的，那麼，兩漢就是歷史邏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
作為邏輯意義上的否定，魏晉南北朝與兩漢，歷時大約等長，風貌截然相反：華夷不辨，胡漢混雜，戰亂頻繁。天下一統變成了群雄割據，對外征服變成了民族混血，統治階級變成了士族地主，意識形態變成了魏晉玄學，就連佛教也由巫術化的浮屠道變成了玄學化的般若學。
當然，風骨也變成了風度。
漢文化是有風骨的。它甚至延續到建安時期，因此而被稱為“漢魏風骨”。這其實是一股心勁，一種可以“激揚文字”的精氣神。建安詩人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這個時代的終結篇，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強音。[14]
之後就變成瀟灑飄逸了。應該說，此前沒有哪個時代像魏晉這樣，把才情和氣質看作審美對象，將遊山玩水、飲酒服藥、論道談玄作為生活方式，讓最放蕩不羈和最嚴肅認真的統一起來，然後整體性地打包成一種風度——魏晉名士基本上是同一個調調，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各說各的。
所以，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心態，而心態關乎思想。人們津津樂道的既然是道家的無、佛門的空，睿智的談吐當然成為追求目標。就連鍾愛漂亮的風貌也不奇怪。這不僅由於那風貌原本表現為脫俗的言行，體現著高超的睿智，也因為玄學本體和般若智慧，最終都要變成美。
實現這一轉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燦爛輝煌。玄學時代像玉山一樣崩潰之後，留下了一片廣闊天地和諸多文化遺產；混血的楊隋和李唐則不拘一格地兼收並蓄，氣度恢宏地對外開放。新文明海納百川厚積薄發，理所當然地多元多樣，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絢麗斑斕已於《隋唐定局》盡述。那繽紛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鉛釉，濃郁得化都化不開。
樸實無華的，似乎只有禪宗。
禪宗確實是最樸素的。沒有嚇人的高頭講章，沒有華麗的鋪陳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語。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時悟到了菩提智慧，寫下了這樣一則示法偈：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15]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農作之一。為了將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農民必須低頭彎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會踩踏已經插好的秧苗，他們只能一步步往後退。然而這位僧人卻在年復一年的簡單重複勞動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實，而且句句雙關，這顯然是只有親自參加生產的禪僧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