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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更多的名句應該還是出自七絕。比方說，韋應物的“春cháo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蘇，糙色遙看近卻無”，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46]
杜牧就更是堪稱七絕之王，他的許多佳作恐怕是必須整首照錄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這實在讓人愛不釋手，更不用說“停車坐愛楓林晚”和“牧童遙指杏花村”了。[47]
七言和律絕成為主流，已是趨勢。
這當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絕太短，不能盡興，長歌又不便於記憶。包括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那樣的名作，也沒有多少人背得下來。真正流傳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話讓人一見傾心的七絕，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實是七絕的疊加，只不過三四兩句（頷聯）和五六兩句（頸聯）都必須對仗，四五兩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讀起來迴腸盪氣，比如李商隱的《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在這裡，看要讀如堪。
無疑，正如杜甫不同於李白，被稱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隱也各有千秋。商隱耐人尋味，杜牧清新可人，體現出的時代精神卻相當一致，那就是沉穩、多樣和內向。
沉穩是必然的。安史亂後，人心思治，天下求穩，受夠了動亂的君臣都希望過安生日子。所以，儘管有藩鎮時不時地叛亂，卻很快就平息；儘管朝中派系針尖對麥芒，也最多只是把對手貶到地老天荒，趕盡殺絕的事不大發生。
穩定壓倒一切，可謂朝野共識。
於是，儘管有藩鎮割據、宦官亂政和派系鬥爭，中唐的統治集團仍然致力於國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財政收入實行兩稅法，人才選拔完善科舉制。這兩種制度及其深遠意義是下面一節要展開討論的，但可以肯定，較之初盛唐生龍活虎的開拓進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規範化的七律，便很符合這種心理。儘管它因為過於工整而難免呆滯，但嚴守格律卻能保證基本品質，至少讀起來抑揚頓挫。可見平仄和對仗很有意義，呆滯的缺憾則可以由晚唐五代興起的“長短句”（詞）來彌補。
何況沒有誰只寫七律，即便同為七律也氣質不同。事實上，中晚唐文壇人才之輩出，個性之鮮明，風格之多樣，均遠勝於前，甚至有幽奇詭異如李賀：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49]
這可真是堪稱“鬼才”。
個性鮮明是因為感情細膩。的確，如果說初盛唐更關注外部世界，那麼中晚唐便更在意內心感受。因此，就連邊塞詩的調性也不同於高適和岑參，比如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50]
沒錯，反映戍邊之苦，批判相關政策的不合理，歷來是邊塞詩的主題之一。高適就說：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但，高詩是陳述事實，表達的是譴責；李作是描寫氛圍，表達的是傷感。區別是微妙的，也是明顯的。[51]
只不過，這也是時代之別。
[40]此處所引五絕見杜甫《絕句二首》，七絕見《江南逢李龜年》。
[41]見（明）胡應麟《詩藪》。
[42]這裡所說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要求，具體情況還要更複雜一些，詳請參看王力《詩詞格律》。
[43]所引見杜甫《江漢》。
[44]所引見高適《燕歌行》，李商隱《馬嵬》。高適《燕歌行》並非格律詩，仍然用了對仗，可見對仗是一種很好的修辭方式。
[45]以上所引分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許渾《咸陽城西樓晚眺》，李商隱《無題二首》其一。
[46]以上所引分別見韋應物《滁州西澗》，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元稹《離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47]以上所引分別見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48]此詩的首句也有人認為應該是“十里”，因為千里之外，怎麼知道鶯啼綠映紅？其實即便十里也不能盡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更只在想像之中。
[49]見李賀《李憑箜篌引》。
[50]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51]這一區別也可以從用韻看出。高適詩用的是仄聲韻，李益詩是平聲，平聲的語氣要平和得多。
知向誰邊
分界點仍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以後的大唐似乎換了一個樣，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則天那樣的，就連服飾也煥然一新：衣服由緊身窄袖變成長袍寬袖，眉毛則由又細又長變成又短又粗。難怪白居易這樣描述老宮女的過時落伍：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52]
社會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實際上德宗以後，上層風氣日趨奢華，淺斟低唱和車馬宴遊成為新的時尚。英勇豪邁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氣質不大有了，衝破傳統的反叛氛圍也不大有了，士大夫們更多地是痴迷於書法、圖畫、圍棋、占卜，以及各種膾不厭細的精美飲食。[53]
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後期服飾對比圖
盛唐時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龕女像。少女頭梳雙髻，著圓領長袍，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盛唐時期，陝西西安南郊出土韋頊墓石槨裝飾畫。圖中少婦頭戴胡帽，身著領袖窄小的翻領胡服，這是天寶年間流行的婦女時裝樣式。
晚唐時期，選自周昉《簪花仕女圖》。圖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紗衫，披錦繡羅帔，下著長裙。
晚唐時期，敦煌壁畫第196窟。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變化與兩件事情有關，這就是科舉制和兩稅法。後者簡單地說，就是以田畝為單位確定地稅，以貧富（戶等）為標準確定戶稅，以貨幣替代穀米和絹帛進行繳納，每年不晚於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雜稅全免。由於有地稅和戶稅兩種，又是夏秋兩季徵收，所以叫“兩稅法”。[54]
平心而論，兩稅法的意義是積極的，因為賦稅的徵收由按人口計算變成了按資產計算。戶稅固然是大戶多納，小戶少交，地稅也是地多的稅多，地少的稅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負擔，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55]
可惜在王朝時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廂情願，中晚唐皇帝的詔令更未必能真正實行。貞元三年（787），全國大豐收，物價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錢，粟八十。為了防止米賤傷農，帝國下令以平價收購糧食。這當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結果卻是農民苦不堪言，怨聲載道。
杜牧就更是堪稱七絕之王，他的許多佳作恐怕是必須整首照錄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這實在讓人愛不釋手，更不用說“停車坐愛楓林晚”和“牧童遙指杏花村”了。[47]
七言和律絕成為主流，已是趨勢。
這當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絕太短，不能盡興，長歌又不便於記憶。包括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那樣的名作，也沒有多少人背得下來。真正流傳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話讓人一見傾心的七絕，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實是七絕的疊加，只不過三四兩句（頷聯）和五六兩句（頸聯）都必須對仗，四五兩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讀起來迴腸盪氣，比如李商隱的《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在這裡，看要讀如堪。
無疑，正如杜甫不同於李白，被稱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隱也各有千秋。商隱耐人尋味，杜牧清新可人，體現出的時代精神卻相當一致，那就是沉穩、多樣和內向。
沉穩是必然的。安史亂後，人心思治，天下求穩，受夠了動亂的君臣都希望過安生日子。所以，儘管有藩鎮時不時地叛亂，卻很快就平息；儘管朝中派系針尖對麥芒，也最多只是把對手貶到地老天荒，趕盡殺絕的事不大發生。
穩定壓倒一切，可謂朝野共識。
於是，儘管有藩鎮割據、宦官亂政和派系鬥爭，中唐的統治集團仍然致力於國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財政收入實行兩稅法，人才選拔完善科舉制。這兩種制度及其深遠意義是下面一節要展開討論的，但可以肯定，較之初盛唐生龍活虎的開拓進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規範化的七律，便很符合這種心理。儘管它因為過於工整而難免呆滯，但嚴守格律卻能保證基本品質，至少讀起來抑揚頓挫。可見平仄和對仗很有意義，呆滯的缺憾則可以由晚唐五代興起的“長短句”（詞）來彌補。
何況沒有誰只寫七律，即便同為七律也氣質不同。事實上，中晚唐文壇人才之輩出，個性之鮮明，風格之多樣，均遠勝於前，甚至有幽奇詭異如李賀：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49]
這可真是堪稱“鬼才”。
個性鮮明是因為感情細膩。的確，如果說初盛唐更關注外部世界，那麼中晚唐便更在意內心感受。因此，就連邊塞詩的調性也不同於高適和岑參，比如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50]
沒錯，反映戍邊之苦，批判相關政策的不合理，歷來是邊塞詩的主題之一。高適就說：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但，高詩是陳述事實，表達的是譴責；李作是描寫氛圍，表達的是傷感。區別是微妙的，也是明顯的。[51]
只不過，這也是時代之別。
[40]此處所引五絕見杜甫《絕句二首》，七絕見《江南逢李龜年》。
[41]見（明）胡應麟《詩藪》。
[42]這裡所說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要求，具體情況還要更複雜一些，詳請參看王力《詩詞格律》。
[43]所引見杜甫《江漢》。
[44]所引見高適《燕歌行》，李商隱《馬嵬》。高適《燕歌行》並非格律詩，仍然用了對仗，可見對仗是一種很好的修辭方式。
[45]以上所引分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許渾《咸陽城西樓晚眺》，李商隱《無題二首》其一。
[46]以上所引分別見韋應物《滁州西澗》，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元稹《離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47]以上所引分別見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48]此詩的首句也有人認為應該是“十里”，因為千里之外，怎麼知道鶯啼綠映紅？其實即便十里也不能盡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更只在想像之中。
[49]見李賀《李憑箜篌引》。
[50]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51]這一區別也可以從用韻看出。高適詩用的是仄聲韻，李益詩是平聲，平聲的語氣要平和得多。
知向誰邊
分界點仍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以後的大唐似乎換了一個樣，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則天那樣的，就連服飾也煥然一新：衣服由緊身窄袖變成長袍寬袖，眉毛則由又細又長變成又短又粗。難怪白居易這樣描述老宮女的過時落伍：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52]
社會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實際上德宗以後，上層風氣日趨奢華，淺斟低唱和車馬宴遊成為新的時尚。英勇豪邁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氣質不大有了，衝破傳統的反叛氛圍也不大有了，士大夫們更多地是痴迷於書法、圖畫、圍棋、占卜，以及各種膾不厭細的精美飲食。[53]
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後期服飾對比圖
盛唐時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龕女像。少女頭梳雙髻，著圓領長袍，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盛唐時期，陝西西安南郊出土韋頊墓石槨裝飾畫。圖中少婦頭戴胡帽，身著領袖窄小的翻領胡服，這是天寶年間流行的婦女時裝樣式。
晚唐時期，選自周昉《簪花仕女圖》。圖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紗衫，披錦繡羅帔，下著長裙。
晚唐時期，敦煌壁畫第196窟。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變化與兩件事情有關，這就是科舉制和兩稅法。後者簡單地說，就是以田畝為單位確定地稅，以貧富（戶等）為標準確定戶稅，以貨幣替代穀米和絹帛進行繳納，每年不晚於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雜稅全免。由於有地稅和戶稅兩種，又是夏秋兩季徵收，所以叫“兩稅法”。[54]
平心而論，兩稅法的意義是積極的，因為賦稅的徵收由按人口計算變成了按資產計算。戶稅固然是大戶多納，小戶少交，地稅也是地多的稅多，地少的稅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負擔，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55]
可惜在王朝時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廂情願，中晚唐皇帝的詔令更未必能真正實行。貞元三年（787），全國大豐收，物價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錢，粟八十。為了防止米賤傷農，帝國下令以平價收購糧食。這當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結果卻是農民苦不堪言，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