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退朝後，文宗問身邊人：宰相這樣，像話嗎？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沒有再說什麼，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20]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鬥爭這麼嚴重，為什麼？
宰相李絳回答說：因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鬥爭。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21]
結論是：沒有派系鬥爭，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22]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為在唐文宗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後不久，兩派的領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23]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為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為己任，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為什麼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為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絳，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麼，他就反對什麼。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閔、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閔。所以，中晚唐的派系鬥爭，便又叫“二李黨爭”或“牛李黨爭”。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為唐穆宗意外發現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後者則在得勢之後，不顧唐武宗的意願，頂著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於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麼，兩派窩裡鬥，又是為什麼呢？
與藩鎮有關，與出身也有關。李德裕和鄭覃代表著北朝以來延續數百年的關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閔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態度，後者主張和平解決。[27]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只留下明經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後主和隋煬帝倒是文采斐然，結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立已經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抬舉。[28]
呵呵！態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麼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確有瓜葛。主戰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為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也因為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於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閔和牛僧孺了。[29]
此後的發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內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果，李宗閔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後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並因為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30]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 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後的和解默契，就將一事無成。[31]
何況皇帝也並非無所作為。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後，由於製造冤案的醜聞東窗事發，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別從八品下。[32]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闕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33]
的確，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禪院，看見內壁掛著十幾個葫蘆。於是他問：方丈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可以救救弟子麼？
方丈一聲長嘆：哪裡是什麼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為了泄私憤，貶死在這裡的。
李德裕聞言，悵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34]
此後沒過多久，由於內廷的宦官不再發生衝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別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後自行解體煙消雲散。只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鬥爭，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該成為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聲蟲和附屬品，便只能在結黨營私和鉤心斗角中發揮聰明才智，結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內訌終於結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內部力量已經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為自己挖一個墳墓，只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35]
[18]模範監獄罪囚，是陳寅恪先生的比喻，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19]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開成三年正月條。
[20]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1]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條，參看《新唐書·李絳傳》。
[22]宰相裴度就對憲宗說過這樣的話，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條。司馬光更是大發議論，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3]受排擠的兩派領軍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閔，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條、六月條、七月條。
[24]排擠李德裕、李宗閔的，是在“甘露之變”中受難的李訓和鄭注，《新唐書》李訓、鄭注的合傳史臣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條的評論，都認為李訓、鄭注是小人。陳寅恪先生則認為李訓實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為宦官附屬品的兩派士大夫來，固有不同矣。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沒有再說什麼，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20]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鬥爭這麼嚴重，為什麼？
宰相李絳回答說：因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鬥爭。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21]
結論是：沒有派系鬥爭，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22]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為在唐文宗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後不久，兩派的領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23]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為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為己任，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為什麼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為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絳，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麼，他就反對什麼。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閔、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閔。所以，中晚唐的派系鬥爭，便又叫“二李黨爭”或“牛李黨爭”。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為唐穆宗意外發現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後者則在得勢之後，不顧唐武宗的意願，頂著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於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麼，兩派窩裡鬥，又是為什麼呢？
與藩鎮有關，與出身也有關。李德裕和鄭覃代表著北朝以來延續數百年的關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閔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態度，後者主張和平解決。[27]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只留下明經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後主和隋煬帝倒是文采斐然，結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立已經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抬舉。[28]
呵呵！態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麼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確有瓜葛。主戰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為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也因為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於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閔和牛僧孺了。[29]
此後的發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內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果，李宗閔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後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並因為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30]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 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後的和解默契，就將一事無成。[31]
何況皇帝也並非無所作為。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後，由於製造冤案的醜聞東窗事發，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別從八品下。[32]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闕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33]
的確，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禪院，看見內壁掛著十幾個葫蘆。於是他問：方丈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可以救救弟子麼？
方丈一聲長嘆：哪裡是什麼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為了泄私憤，貶死在這裡的。
李德裕聞言，悵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34]
此後沒過多久，由於內廷的宦官不再發生衝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別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後自行解體煙消雲散。只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鬥爭，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該成為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聲蟲和附屬品，便只能在結黨營私和鉤心斗角中發揮聰明才智，結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內訌終於結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內部力量已經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為自己挖一個墳墓，只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35]
[18]模範監獄罪囚，是陳寅恪先生的比喻，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19]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開成三年正月條。
[20]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1]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條，參看《新唐書·李絳傳》。
[22]宰相裴度就對憲宗說過這樣的話，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條。司馬光更是大發議論，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3]受排擠的兩派領軍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閔，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條、六月條、七月條。
[24]排擠李德裕、李宗閔的，是在“甘露之變”中受難的李訓和鄭注，《新唐書》李訓、鄭注的合傳史臣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條的評論，都認為李訓、鄭注是小人。陳寅恪先生則認為李訓實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為宦官附屬品的兩派士大夫來，固有不同矣。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