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頁
這份黑名單，便很可能是蔡京炮製的。後來，他又利用職權將人數擴大了兩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這當然足以證明蔡京之jian，卻也同時證明道德其實與政治無關。政治講的是立場，道德講的是品質。品質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場，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些立場堅定的人儘管會被罵作jian臣，卻其實大多沒有道德問題，比如章惇。可見除見風使舵者外，立場的選擇其實無關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佑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所寫，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位於廣西融水縣，為國家一級文物。
改革也一樣。改革與政治有關，與經濟有關，甚至與技術有關，唯獨與道德無關。比如司馬光認為，國民經濟是個常量，理財就是與民爭利。王安石卻認為財富是變量，理財是要把蛋糕做大。那麼，究竟是常量還是變量呢？這當然是學術問題，跟道德風馬牛不相及，一毛錢關係都沒有。[29]
又比如，蘇軾認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問題是，農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勞役，勢必影響生產。免役法用勞役貨幣化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卻給了官吏橫徵暴斂的機會，害得民眾沒有錢用。前一個問題是根本性的，後面這個是技術性的，因此蘇軾不建議廢免役、行差役。[30]
顯然，這是科學的分析。解決辦法則是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商量討論，實事求是地進行修正和改良。司馬光卻偏要做道德判斷，還執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機，讓人扼腕。
泛道德論和唯道德論，是不是很害人？
實際上，改革有穩健和魯莽，聰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敗，卻沒有道德不道德。為改革措施貼上道德標籤，只會斷了聽取意見進行調整的後路。
更嚴重的是，還能使人瘋狂。
[18]見（南宋）朱弁《曲洧舊聞》、（北宋）蔡絛《西清詩話》，同時請參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七十四、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條。
[20]見中華書局《蘇軾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贈太傅制詞》。
[21]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熙寧二年八月庚戌日條。
[22]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熙寧元年十月壬寅日條、卷六十八熙寧四年六月甲戌日條。
[23]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熙寧三年四月己卯日條。
[24]見《宋史·章惇傳》。
[25]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閏二月癸卯日條。
[26]見李燾《長編》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條、《宋史·蔡京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條。
[27]以上見《宋史·蔡京傳》，畢沅《續資治通鑑》有關記載。現存國家一級文物“元祐黨人碑”為元祐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祐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所寫，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
[28]日本歷史學家小島毅即稱章惇以剛直不阿著稱，就連是否應該為蔡京恢復名譽也認為可以商量。見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請參看劉剛、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條。
執政豈能大無畏
熙寧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變法開始一年以後，神宗皇帝召見副宰相王安石，問了他一個問題：外面議論紛紛，稱朝廷有“三不足”之說，卿知道嗎？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麼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谷，怎麼是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31]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麼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麼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麼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係。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於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並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制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制衡。管得住這些人的，只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只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呢？[33]
的確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事實上，並非沒人勸過神宗他們。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軾也曾當面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軾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34]
這時是熙寧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鯀，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糙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財，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並不奇怪。熙寧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於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這當然足以證明蔡京之jian，卻也同時證明道德其實與政治無關。政治講的是立場，道德講的是品質。品質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場，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些立場堅定的人儘管會被罵作jian臣，卻其實大多沒有道德問題，比如章惇。可見除見風使舵者外，立場的選擇其實無關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佑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所寫，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位於廣西融水縣，為國家一級文物。
改革也一樣。改革與政治有關，與經濟有關，甚至與技術有關，唯獨與道德無關。比如司馬光認為，國民經濟是個常量，理財就是與民爭利。王安石卻認為財富是變量，理財是要把蛋糕做大。那麼，究竟是常量還是變量呢？這當然是學術問題，跟道德風馬牛不相及，一毛錢關係都沒有。[29]
又比如，蘇軾認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問題是，農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勞役，勢必影響生產。免役法用勞役貨幣化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卻給了官吏橫徵暴斂的機會，害得民眾沒有錢用。前一個問題是根本性的，後面這個是技術性的，因此蘇軾不建議廢免役、行差役。[30]
顯然，這是科學的分析。解決辦法則是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商量討論，實事求是地進行修正和改良。司馬光卻偏要做道德判斷，還執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機，讓人扼腕。
泛道德論和唯道德論，是不是很害人？
實際上，改革有穩健和魯莽，聰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敗，卻沒有道德不道德。為改革措施貼上道德標籤，只會斷了聽取意見進行調整的後路。
更嚴重的是，還能使人瘋狂。
[18]見（南宋）朱弁《曲洧舊聞》、（北宋）蔡絛《西清詩話》，同時請參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七十四、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條。
[20]見中華書局《蘇軾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贈太傅制詞》。
[21]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熙寧二年八月庚戌日條。
[22]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熙寧元年十月壬寅日條、卷六十八熙寧四年六月甲戌日條。
[23]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熙寧三年四月己卯日條。
[24]見《宋史·章惇傳》。
[25]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閏二月癸卯日條。
[26]見李燾《長編》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條、《宋史·蔡京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條。
[27]以上見《宋史·蔡京傳》，畢沅《續資治通鑑》有關記載。現存國家一級文物“元祐黨人碑”為元祐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祐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所寫，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
[28]日本歷史學家小島毅即稱章惇以剛直不阿著稱，就連是否應該為蔡京恢復名譽也認為可以商量。見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請參看劉剛、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條。
執政豈能大無畏
熙寧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變法開始一年以後，神宗皇帝召見副宰相王安石，問了他一個問題：外面議論紛紛，稱朝廷有“三不足”之說，卿知道嗎？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麼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谷，怎麼是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31]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麼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麼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麼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係。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於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並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制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制衡。管得住這些人的，只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只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呢？[33]
的確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事實上，並非沒人勸過神宗他們。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軾也曾當面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軾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34]
這時是熙寧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鯀，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糙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財，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並不奇怪。熙寧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於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