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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謂陋規（2）
地方上當然明白。你是中央，是上級麼！你又不是我們省我們縣的機關，豈能要求你只管我們省我們縣的事？又豈能要求我們省我們縣的事一報上來就給辦？能照顧照顧就很好。既然是照顧，那就不好說是“公辦”，至少也有點“私情”了。這就要私下裡做工作。比方說，找熟人幫忙，找老鄉說情，找上級官員批條子。但不管什麼辦法，最後還得“落實”到具體辦事人員那裡。因為你總不能讓熟人、老鄉、上級官員自己去辦吧？與其繞那麼大個彎子，不如直接和有關部門打交道。
再說了，你找熟人、找老鄉、找上級官員，要不要花錢、要不要送禮？恐怕還不少花不少送，那還不如直接送給有關部門來得便當花得值。有關部門也很坦然。因為他很清楚這筆錢你反正是要花的。花在他身上，你還節約一些。何況你花的這點錢，和你要辦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你們地方官在飽餐饕餮之餘送一盤白切雞給我們吃，這不能算是行賄，也不能算是腐敗，而簡直就是天經地義。中央部門和上級機關雖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級多呀！這樣積少成多，也有相當可觀的“規模效益”，因此雙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個規矩。比方說，到哪一級部門辦事，辦多大的事，就該送多少“部費”或“使費”，必須大致上有個一定之規。這在下級，是害怕上級索要無度；在上級，則是擔心同級心理失衡。你想，比如同為司官，你每次的部費是一百兩，我卻只有二十兩，我心理會平衡？能不找個岔子鬧將起來？大家都在做遊戲。一個人心理不平衡，遊戲就做不下去。所以非有個規矩不可。而且，也不光是數目要有規矩，節目也要有規矩。要不然，不管什麼時候，有事沒事的亂送，也不成體統。求人辦事的時候當然要送，但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大體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別叫炭敬和冰敬，是給上級官員買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費和降溫費。再就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兩壽”（領導和領導的太太過生日），照例也要送。這是常規的。非常規的則根據臨時要辦事情的大小難易隨行就市。但重要的是這個常規。有了這個常規，下級知道什麼時候該送，上級知道什麼時候有收，下級不怕多出，上級不怕歉收，大家心裡都有數，是一種官場上的“計劃經濟”。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規”變成“成規”，陋規才不再是陋規。因為既然是成規，那麼，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這麼做。你不這樣做，就是不懂規矩，也就別想在官場上立足。所以就連林則徐這樣的好官，也按照官場陋規收紅包。他在擔任陝西巡撫時，單單陝西督糧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規性紅包，就是紋銀5200兩，還不包括“三節兩壽”的節禮和門包雜費之類。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規矩做事的沒有幾個，而且都沒什麼好下場。比如海瑞，是絕對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場上也極其不得人心。只是由於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當作樣板供在廟堂上（請參看拙著《品人錄》）。其他官員，大約便都只能“入鄉隨俗”了。
這就保證了“非典型腐敗”的暢通無阻。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大家都這麼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這是咱們中國文化的定律（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收受“規禮”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敗。就連算作“非典型腐敗”，恐怕也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陋規一旦變成了成規，還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比方說，變成生財之道。道理也很簡單： 雖然誰都知道孝敬上級官員和上級部門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誰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說也掏不起。因此辦法也只有一個，就是向下級攤派。下級雖然並不願意，但因為是常規，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沒有話說，只好照交。當然，下級也不會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級攤派。而且，攤派的時候，還可以多要一點，多餘的便據為己有。比如山西省招待欽差，需要的只有二萬，收上來的卻是三五萬，豈不是賺了？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就因為這種做法已是成規，誰都不會出來檢舉揭發說三道四。所以，太原府的領導便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親自給各縣寫信要錢，結果把柄落在林縣長手裡，而且鐵證如山。
二、所謂陋規（3）
事實上如果不是虞專員壞了規矩，林縣長也不會翻臉不認人。他並不反對攤派，也有辦法對付。至少，他（也包括其他縣長）並不擔心常規的孝敬，因為他們也有合法的、常規的額外收入，這就是所謂“耗羨”。我們知道，帝國的財政收入，主要靠納稅完糧。這種稅收通常有兩種繳納方式，一是交錢，一是交糧。運到國庫里的，也既有銀子，也有糧米。但從地方到中央，千里運糧，豈能不損耗？老百姓交上來的碎銀子要鑄成元寶，損耗也是有的。然而戶部收繳的銀糧，卻要求足銀足米。那麼，這當中的虧損算誰的？當然不能算各級官員的，只能在收銀收糧的時候多收一點，叫“米耗”和“火耗”，統稱“耗羨”。地方官在計算損耗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多少算多少，而是會再多算一點。這就有了一筆額外收入。這筆額外收入，只有州縣才有。因為在明清兩代，只有州縣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州縣作為“一方父母”，在徵收常規稅費之外再加派一點什麼，只要地方上能承受，問題也不太大。州縣有此“合法”的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撫督；撫督有此額外收入，則可以孝敬京官。這樣一來，非典型腐敗的實行，就有了經濟保障。而且，由於它的源頭是被視為“合法收入”的“耗羨”，因此，以後的一連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賄賂，頂多只能算是“陋規”。
三、逼良為寇（1）
現在想來，“陋規”這兩個字，實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敗），另一方面，它又是“規”（常規）。事實上至少在明清兩代，陋規已成為官場中一種“常規性腐敗”。即便一些比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員，儘管內心深處很不以為然，也不得不照此辦理。能不在“耗羨”之外再加攤派，或不在“規禮”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愛民如子”、“體貼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種規禮則還是要收的。因此我們便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給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官場陋規，主要盛行於明清，而明清兩代，則是官員俸祿最低的時期。縣長的月薪，據吳思《潛規則》的計算，只合人民幣1130元。我們要搞清楚，他們這個俸祿和我們現在的工資並不是一個概念。明清官員的俸祿是要用來給別人開工資的。比如總督、巡撫，沒有下屬職能部門，要靠自己聘請“幕友”來幫忙。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縣雖有政府，有僚屬，有吏員，但那不頂事，還得靠自己請“師爺”，而且至少要請兩個（一個刑名師爺，一個錢糧師爺，分別負責處理司法治安和財政賦稅方面的具體事務）。師爺和州官縣官，是僱傭關係。師爺管州縣叫“東家”，州縣管師爺叫“先生”。他們不是上下級，師爺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雇員。他們的薪水，當然得州縣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錢糧這兩個最重要的師爺外，州縣還要聘請一些其他的私人秘書，比如“書啟”（負責書寫信函和起糙公文）、“掛號”（負責管理公文）、“帳房”等等。他們的薪水，當然也得由州縣自己出。這就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且不說還要贍養父母，供養妻兒，周濟親友，置辦產業，你說這千把塊錢怎麼夠？
地方上當然明白。你是中央，是上級麼！你又不是我們省我們縣的機關，豈能要求你只管我們省我們縣的事？又豈能要求我們省我們縣的事一報上來就給辦？能照顧照顧就很好。既然是照顧，那就不好說是“公辦”，至少也有點“私情”了。這就要私下裡做工作。比方說，找熟人幫忙，找老鄉說情，找上級官員批條子。但不管什麼辦法，最後還得“落實”到具體辦事人員那裡。因為你總不能讓熟人、老鄉、上級官員自己去辦吧？與其繞那麼大個彎子，不如直接和有關部門打交道。
再說了，你找熟人、找老鄉、找上級官員，要不要花錢、要不要送禮？恐怕還不少花不少送，那還不如直接送給有關部門來得便當花得值。有關部門也很坦然。因為他很清楚這筆錢你反正是要花的。花在他身上，你還節約一些。何況你花的這點錢，和你要辦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你們地方官在飽餐饕餮之餘送一盤白切雞給我們吃，這不能算是行賄，也不能算是腐敗，而簡直就是天經地義。中央部門和上級機關雖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級多呀！這樣積少成多，也有相當可觀的“規模效益”，因此雙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個規矩。比方說，到哪一級部門辦事，辦多大的事，就該送多少“部費”或“使費”，必須大致上有個一定之規。這在下級，是害怕上級索要無度；在上級，則是擔心同級心理失衡。你想，比如同為司官，你每次的部費是一百兩，我卻只有二十兩，我心理會平衡？能不找個岔子鬧將起來？大家都在做遊戲。一個人心理不平衡，遊戲就做不下去。所以非有個規矩不可。而且，也不光是數目要有規矩，節目也要有規矩。要不然，不管什麼時候，有事沒事的亂送，也不成體統。求人辦事的時候當然要送，但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大體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別叫炭敬和冰敬，是給上級官員買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費和降溫費。再就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兩壽”（領導和領導的太太過生日），照例也要送。這是常規的。非常規的則根據臨時要辦事情的大小難易隨行就市。但重要的是這個常規。有了這個常規，下級知道什麼時候該送，上級知道什麼時候有收，下級不怕多出，上級不怕歉收，大家心裡都有數，是一種官場上的“計劃經濟”。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規”變成“成規”，陋規才不再是陋規。因為既然是成規，那麼，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這麼做。你不這樣做，就是不懂規矩，也就別想在官場上立足。所以就連林則徐這樣的好官，也按照官場陋規收紅包。他在擔任陝西巡撫時，單單陝西督糧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規性紅包，就是紋銀5200兩，還不包括“三節兩壽”的節禮和門包雜費之類。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規矩做事的沒有幾個，而且都沒什麼好下場。比如海瑞，是絕對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場上也極其不得人心。只是由於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當作樣板供在廟堂上（請參看拙著《品人錄》）。其他官員，大約便都只能“入鄉隨俗”了。
這就保證了“非典型腐敗”的暢通無阻。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大家都這麼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這是咱們中國文化的定律（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收受“規禮”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敗。就連算作“非典型腐敗”，恐怕也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陋規一旦變成了成規，還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比方說，變成生財之道。道理也很簡單： 雖然誰都知道孝敬上級官員和上級部門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誰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說也掏不起。因此辦法也只有一個，就是向下級攤派。下級雖然並不願意，但因為是常規，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沒有話說，只好照交。當然，下級也不會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級攤派。而且，攤派的時候，還可以多要一點，多餘的便據為己有。比如山西省招待欽差，需要的只有二萬，收上來的卻是三五萬，豈不是賺了？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就因為這種做法已是成規，誰都不會出來檢舉揭發說三道四。所以，太原府的領導便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親自給各縣寫信要錢，結果把柄落在林縣長手裡，而且鐵證如山。
二、所謂陋規（3）
事實上如果不是虞專員壞了規矩，林縣長也不會翻臉不認人。他並不反對攤派，也有辦法對付。至少，他（也包括其他縣長）並不擔心常規的孝敬，因為他們也有合法的、常規的額外收入，這就是所謂“耗羨”。我們知道，帝國的財政收入，主要靠納稅完糧。這種稅收通常有兩種繳納方式，一是交錢，一是交糧。運到國庫里的，也既有銀子，也有糧米。但從地方到中央，千里運糧，豈能不損耗？老百姓交上來的碎銀子要鑄成元寶，損耗也是有的。然而戶部收繳的銀糧，卻要求足銀足米。那麼，這當中的虧損算誰的？當然不能算各級官員的，只能在收銀收糧的時候多收一點，叫“米耗”和“火耗”，統稱“耗羨”。地方官在計算損耗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多少算多少，而是會再多算一點。這就有了一筆額外收入。這筆額外收入，只有州縣才有。因為在明清兩代，只有州縣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州縣作為“一方父母”，在徵收常規稅費之外再加派一點什麼，只要地方上能承受，問題也不太大。州縣有此“合法”的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撫督；撫督有此額外收入，則可以孝敬京官。這樣一來，非典型腐敗的實行，就有了經濟保障。而且，由於它的源頭是被視為“合法收入”的“耗羨”，因此，以後的一連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賄賂，頂多只能算是“陋規”。
三、逼良為寇（1）
現在想來，“陋規”這兩個字，實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敗），另一方面，它又是“規”（常規）。事實上至少在明清兩代，陋規已成為官場中一種“常規性腐敗”。即便一些比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員，儘管內心深處很不以為然，也不得不照此辦理。能不在“耗羨”之外再加攤派，或不在“規禮”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愛民如子”、“體貼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種規禮則還是要收的。因此我們便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給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官場陋規，主要盛行於明清，而明清兩代，則是官員俸祿最低的時期。縣長的月薪，據吳思《潛規則》的計算，只合人民幣1130元。我們要搞清楚，他們這個俸祿和我們現在的工資並不是一個概念。明清官員的俸祿是要用來給別人開工資的。比如總督、巡撫，沒有下屬職能部門，要靠自己聘請“幕友”來幫忙。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縣雖有政府，有僚屬，有吏員，但那不頂事，還得靠自己請“師爺”，而且至少要請兩個（一個刑名師爺，一個錢糧師爺，分別負責處理司法治安和財政賦稅方面的具體事務）。師爺和州官縣官，是僱傭關係。師爺管州縣叫“東家”，州縣管師爺叫“先生”。他們不是上下級，師爺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雇員。他們的薪水，當然得州縣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錢糧這兩個最重要的師爺外，州縣還要聘請一些其他的私人秘書，比如“書啟”（負責書寫信函和起糙公文）、“掛號”（負責管理公文）、“帳房”等等。他們的薪水，當然也得由州縣自己出。這就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且不說還要贍養父母，供養妻兒，周濟親友，置辦產業，你說這千把塊錢怎麼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