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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閒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並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三、針鋒相對（1）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閒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鑑》）；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幹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 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三、針鋒相對（2）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得看效果。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並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三、針鋒相對（1）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閒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鑑》）；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幹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 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三、針鋒相對（2）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得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