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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
”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
”
但他對自己身後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做到並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
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幹什麼？
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已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話、激憤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願把它看做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悟到的徹底，儘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並不在乎你想的是什麼，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是則是，否則否。
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人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聽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個事實。問題是，“迂腐”
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麼，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呆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麼不該滅絕？
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並沒有塌下來。那麼，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麼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麼意義，或看不出什麼意義的。
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准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准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
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
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權威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裡還可能有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可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
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
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飛，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自己心裡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那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後，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我們想清楚了嗎？
□懺悔與做人
一懺悔引起的話題
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文化人忽然討論起“懺悔”來了。
事情是由余傑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引起的。一個人看不慣另一個人，或對他有意見，要批評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為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是名人，便一時間弄得沸沸揚揚，其間不乏戲劇性情節。比如起先是小余橫刀立馬，軍前叫陣，頗有“手持鋼鞭將你打”的氣勢，但轉眼間卻在成都魏明倫的客廳里和大余握手言歡談笑風生，並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襟”，還共同討論起“保護文明和走向社會”的問題了。此案三位當事人，年紀大點的兩位，一位是劇作家，一位是戲劇理論家，年輕的那位又初出茅廬，這兩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著北，哪裡架得住這一來二去？因此所謂“和解”云云，便頗為可疑。被稱作“扯淡的範例”（劉洪波），或“兩個戲子騙了一個孩子”（韓石山），也不足為奇；果不其然，沒過多久，二餘又重新開戰，仍然是談懺悔問題。只不過不再是在客廳里喝著蓋碗茶談。一個原本非常嚴肅的話題，居然以這種近乎搞笑的方式被“炒”了起來，這可真是應了那句老話：“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幸虧後來又有一些嚴肅的學人參加了進來，這才沒有完全變成場鬧劇。
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
”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
”
但他對自己身後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做到並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
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幹什麼？
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已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話、激憤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願把它看做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悟到的徹底，儘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並不在乎你想的是什麼，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是則是，否則否。
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人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聽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個事實。問題是，“迂腐”
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麼，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呆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麼不該滅絕？
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並沒有塌下來。那麼，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麼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麼意義，或看不出什麼意義的。
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准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准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
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
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權威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裡還可能有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可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
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
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飛，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自己心裡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那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後，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我們想清楚了嗎？
□懺悔與做人
一懺悔引起的話題
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文化人忽然討論起“懺悔”來了。
事情是由余傑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引起的。一個人看不慣另一個人，或對他有意見，要批評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為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是名人，便一時間弄得沸沸揚揚，其間不乏戲劇性情節。比如起先是小余橫刀立馬，軍前叫陣，頗有“手持鋼鞭將你打”的氣勢，但轉眼間卻在成都魏明倫的客廳里和大余握手言歡談笑風生，並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襟”，還共同討論起“保護文明和走向社會”的問題了。此案三位當事人，年紀大點的兩位，一位是劇作家，一位是戲劇理論家，年輕的那位又初出茅廬，這兩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著北，哪裡架得住這一來二去？因此所謂“和解”云云，便頗為可疑。被稱作“扯淡的範例”（劉洪波），或“兩個戲子騙了一個孩子”（韓石山），也不足為奇；果不其然，沒過多久，二餘又重新開戰，仍然是談懺悔問題。只不過不再是在客廳里喝著蓋碗茶談。一個原本非常嚴肅的話題，居然以這種近乎搞笑的方式被“炒”了起來，這可真是應了那句老話：“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幸虧後來又有一些嚴肅的學人參加了進來，這才沒有完全變成場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