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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要想有思想的獨立，必先有人格的獨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獨立，又必先有經濟的獨立。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獨立自由。問題是，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活自己，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研究獲得經濟上的獨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真是談何容易。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學人更不自由。
學人為什麼就更不自由呢！因為文人可以只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
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
”（《九謁先哲書》）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緣》，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鄭振鐸捐贈的“海內孤本”，陳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憑記憶搜索，請助手查找，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私誼”
請外地的學生幫忙，條件差到哪裡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界眾所矚目的《光明日報》上以“排炮”的方式發表一連串文章，陳寅恪卻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上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事後還要被追查，境遇之懸殊又何以道里計？結果，儘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經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後，
才心血來cháo要研究這個課題的，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雖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卻只能如陸游所詠之梅花，“釋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根本無人問津。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所謂“權”，並不等於或只是政治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力。
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麼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後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麼！
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匿。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制是不由分說的。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製作對，哪怕脫離休制，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裡面也沒有什麼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人設立的。它只為那些願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只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願意，那就別到我這裡討什麼“公道”。在這一點上，它只問“是否”（納入體制），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幹。你得自覺地納人體制，在體制規定的軌道上運行。比方說，你得先去讀個學位。而且，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還得有博土學位。
然後，你得去評職稱，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當了教授也還不行，現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學”（博士生導師），據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導”們為什麼會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不過現在“博導”也如過江之鯽了。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得獎、當博導的評審委員。總之，你得去當學術界的“大佬”。到那時，你就“牛”了，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表，你隨便申請一個什麼鳥課題都會批准，有著花不完的錢。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講學做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看著誰不順眼就把他給滅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後
那樣：“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
這確實很有誘惑力。當然，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比方說，你得想方設法每年都發表點論文。其中所謂“權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數的。你得想方設法去獲獎。其中“省部級”多少，“國家級”多少，也是有定數。還得去申請課題。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有多少錢，在評定你是否能當教授、當博導，是否能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最後，你還要填許多表：評職稱要填表，報課題要填表，申請博士點、重點學科，申請博士生導師、重要崗位津貼也都要填表。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輩子。
還有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必須投其所好，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比如申請課題，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當博導、成為學術界“大佬”的先決條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這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相反，你還得挖空心思去對號入座。
請注意，以上所說，只是按照制度規定必須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詩外功夫”和“畫外功夫”。經常到領導和前輩那裡“走動走動”，請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邀齊了哥們兒姐們兒來吹吹拍拍等等。還請注意，上述過程有可能是漫長的，沒完沒了的。因為即便你當上了什麼，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麼等著你去當。何況在你爭取當什麼的時候已欠下了一大筆人情債要還。
於是，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躊躇滿志準備干點自己想幹的事情時，恐怕就會發現你——其實已經不是自己了。
那時候，還說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
”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學人更不自由。
學人為什麼就更不自由呢！因為文人可以只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
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
”（《九謁先哲書》）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緣》，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鄭振鐸捐贈的“海內孤本”，陳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憑記憶搜索，請助手查找，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私誼”
請外地的學生幫忙，條件差到哪裡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界眾所矚目的《光明日報》上以“排炮”的方式發表一連串文章，陳寅恪卻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上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事後還要被追查，境遇之懸殊又何以道里計？結果，儘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經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後，
才心血來cháo要研究這個課題的，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雖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卻只能如陸游所詠之梅花，“釋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根本無人問津。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所謂“權”，並不等於或只是政治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力。
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麼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後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麼！
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匿。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制是不由分說的。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製作對，哪怕脫離休制，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裡面也沒有什麼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人設立的。它只為那些願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只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願意，那就別到我這裡討什麼“公道”。在這一點上，它只問“是否”（納入體制），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幹。你得自覺地納人體制，在體制規定的軌道上運行。比方說，你得先去讀個學位。而且，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還得有博土學位。
然後，你得去評職稱，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當了教授也還不行，現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學”（博士生導師），據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導”們為什麼會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不過現在“博導”也如過江之鯽了。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得獎、當博導的評審委員。總之，你得去當學術界的“大佬”。到那時，你就“牛”了，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表，你隨便申請一個什麼鳥課題都會批准，有著花不完的錢。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講學做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看著誰不順眼就把他給滅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後
那樣：“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
這確實很有誘惑力。當然，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比方說，你得想方設法每年都發表點論文。其中所謂“權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數的。你得想方設法去獲獎。其中“省部級”多少，“國家級”多少，也是有定數。還得去申請課題。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有多少錢，在評定你是否能當教授、當博導，是否能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最後，你還要填許多表：評職稱要填表，報課題要填表，申請博士點、重點學科，申請博士生導師、重要崗位津貼也都要填表。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輩子。
還有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必須投其所好，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比如申請課題，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當博導、成為學術界“大佬”的先決條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這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相反，你還得挖空心思去對號入座。
請注意，以上所說，只是按照制度規定必須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詩外功夫”和“畫外功夫”。經常到領導和前輩那裡“走動走動”，請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邀齊了哥們兒姐們兒來吹吹拍拍等等。還請注意，上述過程有可能是漫長的，沒完沒了的。因為即便你當上了什麼，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麼等著你去當。何況在你爭取當什麼的時候已欠下了一大筆人情債要還。
於是，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躊躇滿志準備干點自己想幹的事情時，恐怕就會發現你——其實已經不是自己了。
那時候，還說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