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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吃熱乾麵,我以為正是武漢人性格所使然:慡快而味重,乾脆而利落。他們處理人際關係,也喜歡像吃熱乾麵一樣,三下五去二,不(口者),不嘀哆,也不裝模作樣。的確,正如方方所說:“武漢人特別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們即便要說假話,也不那麼順當。尤其是,“當他認定你這個人可以一交時,他對你是絕對掏心掏肺地真誠。他為你幫忙不辭辛苦也不思回報,當然他可能在辦事過程中大大咧咧、馬馬虎虎,但真誠之心卻是隨處可見的。”(《武漢人特別的真》)當然,武漢人並不“苕”(愚蠢),他們也欣賞“賊”(聰明)。比方說,他們要誇獎一個孩子,就會說:“呀,這伢好‘賊’呀!”當然要“賊”的,如果不“賊”,何以叫“九頭鳥”?不過,一般地說,武漢人的“賊”,大多“賊”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們也會耍點小心眼,做點小動作,玩點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時候打點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馬腳來。因為他們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儘管他們也想學點狡滑,玩點深沉,無奈多半學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罵作“差火”鄙作“(口者)”。

  武漢人的好相處,還在於他們沒有太多的“窮講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樣講“禮”,又不像上海人那樣講“貌”。如果說要講究什麼的話,那就是講“味”。武漢人的“味”確實是一種講究:既不能沒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討人嫌的,而“味太大”則又是會得罪人的。“你這個人還味大得很呀”,也就無異於指責對方端架子擺譜,不夠意思。

  由此可見,武漢人的處世哲學比較樸素,而且大體上基於一種“江湖之道”。武漢人的確是比較“江湖”的。他們遠不是什麼“最市民化”的一族。儘管武漢建市已經很久,武漢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氣,但他們在骨子裡卻更嚮往江湖,無妨說是“身處鬧市,心在江湖”,與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頗有些相似。這大約因為北京周邊是田園,而武漢歷來是水陸碼頭之故。碼頭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總是在碼頭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漢人這裡就很吃得開,武漢人也就變得有點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這個詞,原本是江湖上幫會中用來稱呼“老大”的,武漢人卻用來稱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葉子”,也是江湖上的語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葉子長在樹上,關乎形象,也有裝飾作用。由是之故,武漢人又把手錶叫做“叫葉子”。因為手錶也是有裝飾作用的,但又有聲音,因此是“叫葉子”。對於這些帶有江湖氣的話,武漢人都很喜歡,流傳起來也很快。

  武漢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有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比如他們把所有結過婚的女人統統叫做“嫂子”,這就無異於把她們的丈夫統統看作哥哥 他們當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愛“抱團兒”。這一點也和北京人相似。不過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漢人的圈子不大一樣。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類,武漢人則更看重恩怨。“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武漢人的信念。在他們看來,一個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漢人極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記恩怨、講義氣、重然諾。這些特點武漢人都有。為了哥們義氣,他們是不憚於說些出格的話,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試法的。比如先前武漢街頭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於商店裡服務態度惡劣,則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樣 店裡來了價廉物美的東西,他一定會告訴你。如果你一時沒法來買,他會給你留著,並以惡劣的態度拒不賣給別人。反正,武漢人一旦認定你是朋友,就特別幫忙,特別仗義,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沒事時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見蹤影。他們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來“溫良恭儉讓”,一團和氣,滿面笑容,心裏面卻深不可測。武漢人是愛憎分明的。他們的喜怒哀樂、臧否恩怨都寫在臉上。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漢時,多對武漢人的性格不以為然,難以忍受,但相處久了,卻會喜歡武漢人,甚至自己也變成武漢人。

  總之,武漢人是很可愛的。他們為人直慡,天性率真,極重友情。要說毛病,除愛罵人外,也就是特別愛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漢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給足,順著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會在他們粗魯粗暴的背後體會到溫柔。

  武漢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漢人很少以“大武漢”自居。對於外地文化和外來文化,武漢人的態度大體上比較開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貨、港貨和漢貨一樣平等地擺在櫃檯上賣,京劇、豫劇、越劇和漢劇、楚劇一樣擁有大批的觀眾,不像河南、陝西那樣是豫劇、秦腔的一統天下。甚至武漢的作家們也不像湖南、四川、陝西那樣高舉“湘軍”、“川軍”、“西北軍”的旗號在文壇上張揚。武漢,總體上說是開放的,而且歷來是開放的。這種開放使得武漢人“既有北方人之豪慡,亦有南方人之聰慧一。或者說,“既有北人之蠻,亦有南人之狡一(方方《武漢人的性格是怎麼搞的》)。這就無疑是一種文化優勢 有此文化優勢,豈能不大展鴻圖?

  五 優勢與難題

  武漢的確應該大有前途。因為武漢雖然自然氣候極差,歷史氣候不佳,文化氣候卻不壞。

  這無疑得益於武漢的地理位置。它的北邊,是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邊,是屢次成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經濟活力最強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東邊,是標誌著中國近代化歷程的上海;西邊,則有得天獨厚、深藏不露的成都。東西南北的“城市季風”,都會吹進武漢。哪怕只是吹過武漢,也“水過地皮濕”,多少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更何況,武漢不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商家必經之水陸碼頭。各路貨物固然要從這裡出進,各種文化也會在這裡駐足,從而使武漢人的文化性格變得複雜起來。

  事實上,武漢人的文化性格中,確有周邊四鄰的影響。比方說,西邊巴人好鬥,南邊湘人倔犟,武漢人就有點又沖又犟。所以,維新和革命的領導者雖然是廣東人康有為、梁啓超、黃遵憲、孫中山,首義第一槍卻打響在武昌城。不過,武漢人雖然又好鬥又倔犟,卻不是“沖頭”和“傻冒”,林語堂謂之“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詭計”。武漢人很會做生意,生意場上公認“九頭鳥”不好對付,這似乎有點像廣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漢人之會做官、會做學問,則接近於北京人。至於“白雲黃鶴”的仙風道骨,又頗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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