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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抗旨，在歷代王朝都是抄家殺頭的大罪。私立"總統"，就更是要株連九族的。張之洞們膽敢如此，顯然是有恃無恐。原因就在於，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朝廷僅僅依靠滿人力量已無法鎮壓，只好大量啟用漢族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而且，出於戰時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許多原本屬於中央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其結果，一是各省督撫的漢族化，二是地方勢力的獨立化，三是國家軍隊的私人化，比如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新軍，便實際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軍隊。他們首先是聽命於長官，其次才是效忠於朝廷。朝廷對於地方，已是鞭長莫及；地方對於朝廷，則無疑尾大不掉。擁有相對獨立財權、人權、政權、兵權的督撫，早已和地方士紳結成利益共同體，儼然獨立王國。諸侯割據的局面，其實暗中已然形成。
這可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因為地區與民族和平聯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拒絕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正是共和的內涵之一。我們知道，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都是手握兵權、坐鎮一方的實權人物。他們的政治見解，又與李鴻章不盡相同。這就再好不過。因為這樣一來，即便李鴻章出任總統，他也只能和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獨裁。這些漢族督撫們擁有實力，敢於共和；互相制約，只能共和。東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鴻章替代猶如殭屍的清朝皇帝），聯省共和，豈非夭賜良機？可惜未能如願。
第二次是"聯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譚延闓首倡聯省自治，並於1922 年l 月1 日開始實施省憲。這個倡議，得到了眾多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除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和廣東省議會外，支持者還有四川、浙江、雲南、廣西、貴州、陝西、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肅、直隸等省的政府、總司令或省議會。知識階層更是連聲叫好，支持者眾，因為它體現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實際上，孫中山也曾有過類似主張。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在巴黎接見記者時就曾說，中國"面積實較全歐為大。各省氣候不同，故人民之習慣性質亦各隨氣候而變異。似此情勢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並稱"舍此別無他法也"（《 孫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頁）。1912 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亦發表宣言，稱"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摯，條目自舉"（《 孫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頁）。可惜後來並未堅持。
袁偉時先生認為，聯省自治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個選擇。他提請大家注意，譚延闓、陳炯明他們所說的"自治"是有實實在在內容的：各省都有省議會，制定省憲蔚然成風。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獨立的民間團體，省議會也不是橡皮圖章。在陳炯明治下的廣東，甚至縣長民選也已經開始。這樣的制度顯然有利於各省民主化，也會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權益，依法行政，無法專制獨裁。這就是現代的實行憲政的共和。更何況，在全國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局部實行民主憲政顯然比全面開花容易得多，而一個由相對獨立並實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聯合起來的國家，顯然比自上而下發布命令的中央集權國家更容易實現共和。因此，如果這個運動成功，中國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樣（請參看袁偉時《 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開端與挫敗》 ）。可惜又未能如願。
第三次就是"國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是國共兩黨領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是千百萬抗日誌士流血犧牲換來的果實，因此彌足珍貴。當此之時，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顛沛，亟鬚生息。舉國上下，人心思治，無不盼望和平。為此，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並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達成協議。這時，主導著中國前進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夠產生"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以國民黨為執政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為在野黨，組成聯合政府，並以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為"政治特區"，化干戈為玉帛，以競爭代戰爭，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則中國政治，便會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兩個曾經並肩作戰，打敗軍閥，戰勝敵寇的政黨，卻未能再次攜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歷程，豈非步履維艱？
這也並不奇怪。在我看來，中國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驚喜。因為共和也好，共和國也好，都畢竟是我們民族的政治傳統中不曾有過，也不可能產生的東西。因此，我們還必須討論一下究竟何謂憲政，何謂民主，何謂共和。弄清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回答，中國的共和之路為什麼這樣曲折而又漫長。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四 缺失的傳統
先說共和。
共和是一種政體（共和制度），也是一種主張（共和主義）。作為一種政體，共和制是與君主制相對立的。它在原則上要求其國家元首和權力機關必須由定期的選舉產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襲。但是，廢除君主制度，並不等於就實現了共和；保留帝王職位，也不等於制度依然君主。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國家，其實是共和國（如英國）；而某些名義上沒有國王、皇帝的"共和國"，卻其實是"君主國"，是不叫帝國的帝國，不叫王國的王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事實上在"後君主時代", 以"共和國"自居的國家不在少數。但這不過世界cháo流所使然，並不意味著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當真實現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共和國"。有名副其實的，也有名實不副的。名實不副的又有兩種。一種是無其名有其實的（包括"虛君共和"與"實君共和"） ，另一種則是有其名無其實的。後者不過"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來，共和與否，顯然應著眼於其實而非其名。
共和之實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請參看劉軍寧《 共和· 民主· 憲政》 ），也就是"天下為公，和平共處，選舉換屆"。共和國一詞英文為Republic ，其核心則是public 。public 有公共、公開、公用、公立、公眾、向所有人開放等義。具體到政治制度，則意味著國家權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國家乃共同之事業。因此，政治權力必須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分享，並對全社會平等開放。分享，就意味著權力不得世襲、獨占，而且可以讓渡；開放，則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參政、議政、從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數還是多數，政見是否與當局相同。分享和開放甚至意味著不排除各種政治力量相互妥協，聯合執政、共同執政的可能。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hc 。
顯然，共和制度的這一性質，是以"夭下為公"為前提的。正因為"天下為公"，即國家權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權力），政權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須公立，政務才必須公開，並向所有人（公眾）開放。這就是"共"--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獨（獨占、獨享、獨裁）。因此，執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襲罔替，反倒必須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選。如果當選，可以連任，但連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給新當選者。這個新當選者在任期或連任期滿以後，又要將政權交給更新的當選者。如此定期改選，換屆執政，絕不家族世襲，一人獨占，正是共和制的緊要之處。
這可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因為地區與民族和平聯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拒絕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正是共和的內涵之一。我們知道，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都是手握兵權、坐鎮一方的實權人物。他們的政治見解，又與李鴻章不盡相同。這就再好不過。因為這樣一來，即便李鴻章出任總統，他也只能和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獨裁。這些漢族督撫們擁有實力，敢於共和；互相制約，只能共和。東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鴻章替代猶如殭屍的清朝皇帝），聯省共和，豈非夭賜良機？可惜未能如願。
第二次是"聯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譚延闓首倡聯省自治，並於1922 年l 月1 日開始實施省憲。這個倡議，得到了眾多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除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和廣東省議會外，支持者還有四川、浙江、雲南、廣西、貴州、陝西、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肅、直隸等省的政府、總司令或省議會。知識階層更是連聲叫好，支持者眾，因為它體現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實際上，孫中山也曾有過類似主張。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在巴黎接見記者時就曾說，中國"面積實較全歐為大。各省氣候不同，故人民之習慣性質亦各隨氣候而變異。似此情勢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並稱"舍此別無他法也"（《 孫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頁）。1912 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亦發表宣言，稱"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摯，條目自舉"（《 孫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頁）。可惜後來並未堅持。
袁偉時先生認為，聯省自治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個選擇。他提請大家注意，譚延闓、陳炯明他們所說的"自治"是有實實在在內容的：各省都有省議會，制定省憲蔚然成風。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獨立的民間團體，省議會也不是橡皮圖章。在陳炯明治下的廣東，甚至縣長民選也已經開始。這樣的制度顯然有利於各省民主化，也會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權益，依法行政，無法專制獨裁。這就是現代的實行憲政的共和。更何況，在全國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局部實行民主憲政顯然比全面開花容易得多，而一個由相對獨立並實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聯合起來的國家，顯然比自上而下發布命令的中央集權國家更容易實現共和。因此，如果這個運動成功，中國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樣（請參看袁偉時《 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開端與挫敗》 ）。可惜又未能如願。
第三次就是"國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是國共兩黨領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是千百萬抗日誌士流血犧牲換來的果實，因此彌足珍貴。當此之時，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顛沛，亟鬚生息。舉國上下，人心思治，無不盼望和平。為此，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並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達成協議。這時，主導著中國前進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夠產生"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以國民黨為執政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為在野黨，組成聯合政府，並以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為"政治特區"，化干戈為玉帛，以競爭代戰爭，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則中國政治，便會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兩個曾經並肩作戰，打敗軍閥，戰勝敵寇的政黨，卻未能再次攜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歷程，豈非步履維艱？
這也並不奇怪。在我看來，中國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驚喜。因為共和也好，共和國也好，都畢竟是我們民族的政治傳統中不曾有過，也不可能產生的東西。因此，我們還必須討論一下究竟何謂憲政，何謂民主，何謂共和。弄清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回答，中國的共和之路為什麼這樣曲折而又漫長。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四 缺失的傳統
先說共和。
共和是一種政體（共和制度），也是一種主張（共和主義）。作為一種政體，共和制是與君主制相對立的。它在原則上要求其國家元首和權力機關必須由定期的選舉產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襲。但是，廢除君主制度，並不等於就實現了共和；保留帝王職位，也不等於制度依然君主。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國家，其實是共和國（如英國）；而某些名義上沒有國王、皇帝的"共和國"，卻其實是"君主國"，是不叫帝國的帝國，不叫王國的王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事實上在"後君主時代", 以"共和國"自居的國家不在少數。但這不過世界cháo流所使然，並不意味著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當真實現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共和國"。有名副其實的，也有名實不副的。名實不副的又有兩種。一種是無其名有其實的（包括"虛君共和"與"實君共和"） ，另一種則是有其名無其實的。後者不過"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來，共和與否，顯然應著眼於其實而非其名。
共和之實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請參看劉軍寧《 共和· 民主· 憲政》 ），也就是"天下為公，和平共處，選舉換屆"。共和國一詞英文為Republic ，其核心則是public 。public 有公共、公開、公用、公立、公眾、向所有人開放等義。具體到政治制度，則意味著國家權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國家乃共同之事業。因此，政治權力必須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分享，並對全社會平等開放。分享，就意味著權力不得世襲、獨占，而且可以讓渡；開放，則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參政、議政、從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數還是多數，政見是否與當局相同。分享和開放甚至意味著不排除各種政治力量相互妥協，聯合執政、共同執政的可能。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hc 。
顯然，共和制度的這一性質，是以"夭下為公"為前提的。正因為"天下為公"，即國家權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權力），政權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須公立，政務才必須公開，並向所有人（公眾）開放。這就是"共"--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獨（獨占、獨享、獨裁）。因此，執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襲罔替，反倒必須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選。如果當選，可以連任，但連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給新當選者。這個新當選者在任期或連任期滿以後，又要將政權交給更新的當選者。如此定期改選，換屆執政，絕不家族世襲，一人獨占，正是共和制的緊要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