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頁
當然，民族矛盾總是存在的，"反清復明"和"驅逐韃虜"的呼聲也不絕於耳，但對此要作分析。在我看來，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傷痛記憶猶新，三是滿漢兩族在許多方面並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個直截了當、具有煽動性的口號了。在一個民族情緒甚濃的國家裡，民族主義的口號恰恰是最煽情的，何況漢人原本是多數。但不管怎麼說，清末民族矛盾決沒有發展到元末爆發民族起義的程度。相反，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共赴國難。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問題滅亡的（以上綜述，參考了趙無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請參看趙無眠《 中國歷代王朝大排名》 ）。
事實上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滿清君主之符合中國傳統，遠遠超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們所能行使之職權，也勝於歷朝歷代（請參看《 中國大歷史》 ）。這多半是因為他們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對於政權的顛覆時時懷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殫精竭慮，揚己（滿族）之長，避彼（漢族）之短，從而將帝國制度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說，在帝國制度的框架內，他們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並不比歷朝歷代差。清，有什麼理由要滅亡呢？
一般地說，一個王朝所受的致命打擊，無非內亂與外侵。歷史上有亡於內亂的（如漢、唐），有亡於外侵的（如晉、宋），也有亡於內亂和外侵雙重打擊的（如明、清）。亡於外侵的，多因國力不強。比如西晉，原本是戰亂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脆弱王朝，偏又實行錯誤的政治制度（即門閥制度和分封制度），結果導致八王之亂，自毀長城，最後是"五胡亂華"。北宋（和晉一樣，也是通過宮廷政變獲得政權者），重文輕武，積貧積弱（財富集中於都市，兵力集中於京師，農村貧瘠，邊防力薄）， 結果屢戰屢敗，不斷割地求和，最後是"靖康之難"。亡於內亂的，則多因綱紀廢弛。比如漢末，外戚亂朝，宦官亂政，皇帝大權旁落。唐末，藩鎮割據，宦官弄權，皇帝死於非命。他們的滅亡，應該說都是"理所當然"。明清則不同。明清兩代，國力既不弱，綱紀也算嚴整（清又勝於明），因此都是享國日久、中間沒有斷裂的朝代。明代的皇帝問題不少，比如洪武殺人如麻，永樂心狠手辣，正德胡作非為，嘉靖煉丹服藥，萬曆四十年不理朝政。但元首雖有問題，政府卻還不錯。明代的政府，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一套比較嚴密的官僚體系，又有一個基本稱職的官僚集團，可以按部就班地處理軍國大事，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且，皇帝和朝臣，大體上也都能相安無事。除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外，明代那些"守成之君"，一般並不過多干預內閣事務（不像清代皇帝事事乾綱獨斷）；朝臣也都能恪守君臣大義，絕少覬覦之心。所以，如果明清兩代時間倒置，則所謂"虛君共和"，似乎也並非絕無可能。當然，由於我們後面要講到的原因，也只是"似乎"而已。明之所以亡，原因當然也有多種。其中之一，是太不講人權，太不把官民人等當回事。明代長時間實行特務統治，東廠、西廠，錦衣衛，橫行霸道，糙菅人命，正所謂"視民眾為如螻蟻"。明代皇帝，口含天憲，濫施yín威，動不動就當眾廷杖，剝皮實糙，正所謂"視人臣如糙芥"。再加上宦官用事（如劉瑾），jian臣專權（如嚴嵩）， 皇帝自甘墮落（例子很多），官場腐敗成風（例子也很多），百姓走投無路（比如逼反李自成），也就非亡不可。
何況崇禎皇帝朱由檢的運氣也不好。他接手這個政權時，大明王朝已經千瘡百孔，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誰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就治亂循環的氣數周期而言，此時已到王朝末日；而政局的糜爛又不可收拾，王朝的弊病已積重難返。更糟糕的是，明代末年，內憂外患一併發生，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朝廷顧此失彼，哪裡經得起這內外夾擊？所以，倒霉的崇禎皇帝雖無亡國之德（並不荒yín，也很勤政），卻有亡國之命。大明不亡在他手上，也要亡在別人手上。果然，李自成一進京，多爾袞一入關，明就亡了。
清卻沒有因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而立即滅亡。因為此時的清，雖非壯年，亦非垂老，生命力並未完全衰竭。但是，明的滅亡不過又一次改朝換代，帝國制度纖毫未損，反倒又延續了二三百年。清卻不亡則已，一旦土崩瓦解，就連同帝國制度一併埋葬，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來者不善"。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二 來者不善與徒勞無益
作為一個靠鐵騎和弓箭起家的民族，戰爭對於擅長征伐的清人來說，原本不算什麼。然而這一次的"外族人侵"，卻全然不同於以往--既不同於當年的蒙古人南下，滿族人入關，更不同於匈奴、突厥、吐蕃、回紇的"進犯中原"。大清帝國面對的不是"蠻族"，而是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都比較先進的"洋人"。
這是一些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打過交道的"夷狄", 這也是一些當時一直沒有弄清楚的戰爭。誰也沒有想到，那些傢伙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奪錢財和婦女（此類罪行多半順手牽羊），更不是顛覆政權，而是通商貿易和傳播文化（比如傳教）。事實上，1840 年那場戰爭，在英國人那裡就被稱之為"通商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後面這個說法，是英國議會辯論中"反戰派"用來諷刺政府戰爭議案的。這個議案最後以271 票對262 票的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請參看樊美平《 天朝的崩潰與意識的固守》 ），說明戰爭在英國其實並不怎麼得人心，更不要說為了走私鴉片或者滅亡中國而發動戰爭了。說得白一點，英國人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戰爭，竟不過只是要和我們做生意。
這一點，可以從當時兩國政府簽訂的《 南京條約》 中得到證明。《南京條約》 又稱《江寧條約》 、《白門條約》 ，是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的"戰果"，也是他們侵略中國的"罪證"，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動機"。《 南京條約》 的主要內容，除例行公事的"結束戰爭"外，有關五口通商、戰爭賠款、割讓香港、訂立關稅、自由貿易幾項，幾乎全是經濟要求。即便割讓香港，也主要是為了通商貿易，不是覬覦政權（否則大清皇帝斷然不會同意）。至於《 南京條約》 的後續條約，即1843 年的《 虎門條約》 ，當然不乏喪權辱國的政治條款和經濟條款，比如放棄關稅自主權，給予英國片面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英艦進泊通商口岸權等。但這些條款，是英方的敲詐勒索，還是清方的主動奉送，也還兩說（請參看茅海建《 天朝的崩潰》 ），應該說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從中看出亡我中華之意。
其他條約也大體如此。它們常常被說成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實並非條條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說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也只是為了"貿易通商無礙"，並無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之意。何況"恩准"二字，也給足了大清面子。至於兩國官員來往文書應稱作"照會"，反倒應該說是要求平等了。因為此前大清朝廷規定，英國官員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稱作"稟帖"的。這究竟是誰不平等待人？就算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 辛丑條約》 ，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處，比如要求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就是。道理很簡單：所謂"衙門"，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單位。列強並非大清屬國，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國皇帝的子民，怎麼能用"衙門"去管理他們？當然要求改正。
事實上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滿清君主之符合中國傳統，遠遠超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們所能行使之職權，也勝於歷朝歷代（請參看《 中國大歷史》 ）。這多半是因為他們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對於政權的顛覆時時懷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殫精竭慮，揚己（滿族）之長，避彼（漢族）之短，從而將帝國制度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說，在帝國制度的框架內，他們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並不比歷朝歷代差。清，有什麼理由要滅亡呢？
一般地說，一個王朝所受的致命打擊，無非內亂與外侵。歷史上有亡於內亂的（如漢、唐），有亡於外侵的（如晉、宋），也有亡於內亂和外侵雙重打擊的（如明、清）。亡於外侵的，多因國力不強。比如西晉，原本是戰亂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脆弱王朝，偏又實行錯誤的政治制度（即門閥制度和分封制度），結果導致八王之亂，自毀長城，最後是"五胡亂華"。北宋（和晉一樣，也是通過宮廷政變獲得政權者），重文輕武，積貧積弱（財富集中於都市，兵力集中於京師，農村貧瘠，邊防力薄）， 結果屢戰屢敗，不斷割地求和，最後是"靖康之難"。亡於內亂的，則多因綱紀廢弛。比如漢末，外戚亂朝，宦官亂政，皇帝大權旁落。唐末，藩鎮割據，宦官弄權，皇帝死於非命。他們的滅亡，應該說都是"理所當然"。明清則不同。明清兩代，國力既不弱，綱紀也算嚴整（清又勝於明），因此都是享國日久、中間沒有斷裂的朝代。明代的皇帝問題不少，比如洪武殺人如麻，永樂心狠手辣，正德胡作非為，嘉靖煉丹服藥，萬曆四十年不理朝政。但元首雖有問題，政府卻還不錯。明代的政府，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一套比較嚴密的官僚體系，又有一個基本稱職的官僚集團，可以按部就班地處理軍國大事，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且，皇帝和朝臣，大體上也都能相安無事。除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外，明代那些"守成之君"，一般並不過多干預內閣事務（不像清代皇帝事事乾綱獨斷）；朝臣也都能恪守君臣大義，絕少覬覦之心。所以，如果明清兩代時間倒置，則所謂"虛君共和"，似乎也並非絕無可能。當然，由於我們後面要講到的原因，也只是"似乎"而已。明之所以亡，原因當然也有多種。其中之一，是太不講人權，太不把官民人等當回事。明代長時間實行特務統治，東廠、西廠，錦衣衛，橫行霸道，糙菅人命，正所謂"視民眾為如螻蟻"。明代皇帝，口含天憲，濫施yín威，動不動就當眾廷杖，剝皮實糙，正所謂"視人臣如糙芥"。再加上宦官用事（如劉瑾），jian臣專權（如嚴嵩）， 皇帝自甘墮落（例子很多），官場腐敗成風（例子也很多），百姓走投無路（比如逼反李自成），也就非亡不可。
何況崇禎皇帝朱由檢的運氣也不好。他接手這個政權時，大明王朝已經千瘡百孔，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誰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就治亂循環的氣數周期而言，此時已到王朝末日；而政局的糜爛又不可收拾，王朝的弊病已積重難返。更糟糕的是，明代末年，內憂外患一併發生，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朝廷顧此失彼，哪裡經得起這內外夾擊？所以，倒霉的崇禎皇帝雖無亡國之德（並不荒yín，也很勤政），卻有亡國之命。大明不亡在他手上，也要亡在別人手上。果然，李自成一進京，多爾袞一入關，明就亡了。
清卻沒有因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而立即滅亡。因為此時的清，雖非壯年，亦非垂老，生命力並未完全衰竭。但是，明的滅亡不過又一次改朝換代，帝國制度纖毫未損，反倒又延續了二三百年。清卻不亡則已，一旦土崩瓦解，就連同帝國制度一併埋葬，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來者不善"。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二 來者不善與徒勞無益
作為一個靠鐵騎和弓箭起家的民族，戰爭對於擅長征伐的清人來說，原本不算什麼。然而這一次的"外族人侵"，卻全然不同於以往--既不同於當年的蒙古人南下，滿族人入關，更不同於匈奴、突厥、吐蕃、回紇的"進犯中原"。大清帝國面對的不是"蠻族"，而是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都比較先進的"洋人"。
這是一些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打過交道的"夷狄", 這也是一些當時一直沒有弄清楚的戰爭。誰也沒有想到，那些傢伙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奪錢財和婦女（此類罪行多半順手牽羊），更不是顛覆政權，而是通商貿易和傳播文化（比如傳教）。事實上，1840 年那場戰爭，在英國人那裡就被稱之為"通商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後面這個說法，是英國議會辯論中"反戰派"用來諷刺政府戰爭議案的。這個議案最後以271 票對262 票的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請參看樊美平《 天朝的崩潰與意識的固守》 ），說明戰爭在英國其實並不怎麼得人心，更不要說為了走私鴉片或者滅亡中國而發動戰爭了。說得白一點，英國人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戰爭，竟不過只是要和我們做生意。
這一點，可以從當時兩國政府簽訂的《 南京條約》 中得到證明。《南京條約》 又稱《江寧條約》 、《白門條約》 ，是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的"戰果"，也是他們侵略中國的"罪證"，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動機"。《 南京條約》 的主要內容，除例行公事的"結束戰爭"外，有關五口通商、戰爭賠款、割讓香港、訂立關稅、自由貿易幾項，幾乎全是經濟要求。即便割讓香港，也主要是為了通商貿易，不是覬覦政權（否則大清皇帝斷然不會同意）。至於《 南京條約》 的後續條約，即1843 年的《 虎門條約》 ，當然不乏喪權辱國的政治條款和經濟條款，比如放棄關稅自主權，給予英國片面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英艦進泊通商口岸權等。但這些條款，是英方的敲詐勒索，還是清方的主動奉送，也還兩說（請參看茅海建《 天朝的崩潰》 ），應該說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從中看出亡我中華之意。
其他條約也大體如此。它們常常被說成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實並非條條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說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也只是為了"貿易通商無礙"，並無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之意。何況"恩准"二字，也給足了大清面子。至於兩國官員來往文書應稱作"照會"，反倒應該說是要求平等了。因為此前大清朝廷規定，英國官員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稱作"稟帖"的。這究竟是誰不平等待人？就算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 辛丑條約》 ，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處，比如要求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就是。道理很簡單：所謂"衙門"，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單位。列強並非大清屬國，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國皇帝的子民，怎麼能用"衙門"去管理他們？當然要求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