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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的遠景，我不希望我們的文化是一元的，我不希望只是儒家文化的簡單回歸，不希望把東方文化看作我們唯一的根本或是源泉。我這十幾年來跟香港的淵源很深。1996年，我在香港前前後後逗留了半年的時間，因為當時做了一個大型的專題片，叫《香港滄桑》，一共十八集。我當時作為它的撰稿人，就要了解香港，從那個時候，我就跟香港接觸很多。我覺得香港多元文化並存的特徵特別明顯。我們對於每種文化，就應該像我們的口味一樣，不會因為喜歡吃西餐而放棄吃中餐，也不會因為喜歡吃中餐而放棄吃日本菜或麵條。其實在口味上，一個人可以是多元的，在文化和倫理上也可以是多元的。
文化從來都是一種從容的流變，我想不應該抱功利心，我們的心忠誠地去對待自己的內心態度，去葆有一種幸福的提升。其實不計較功利，也許我們可以走得更好。比如說對於讀書的態度，我喜歡的是陶淵明說的“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這個讀書的態度很好。對文化也是一樣，你可以泛覽，可以流觀，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俯仰之間，人生不樂復何如？只要人生是寬廣的，是快樂的，那麼各種倫理、各種文化，只要你需要，你就會吸取。這樣的話，它不作為一種外在的強制，而作為一種內心的需要，在豐盈飽滿、富足快樂的人生狀態下，我想應該得到的文化最終都會被整合到自己的生命中。
今天的文化，在一種多元並存之中，每一個人其實都在以自己的生命作為支點，將文化作為一種力量融合進去，轉化為一種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什麼？就是讓我們從文化中找到在自己困頓的時候可以被救贖的力量，在安穩的時候可以快樂的能力，這些文化的東西不一定需要我們長篇背誦，但是它可以成為我們內心源源不斷的力量。
中國文人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你看張孝祥在過洞庭的時候，中秋節被貶官了，那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每逢佳節倍思親，他一個人在那裡被貶官了，一個人駕著一葉扁舟，“洞庭青糙，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這是一種天地情懷啊！就是他可以看到這麼遼闊、像玉鑒田野一樣的景致，我的一葉扁舟穩穩地行在其上。那麼天地宇宙與他的關係呢？“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銀河和皎月照she他的心胸，他的外在和內心，都是朗朗的、皎潔的，這就是一個人的人格。所以他說這樣一番境遇“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他不感到悲哀和困窘，反而有一種悠然神往。
他也知道自己一直在貶官，“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就算這種短髮蕭疏、一腔清冷又有什麼呢？我還可以穩穩地泛舟，生命還是穩健的。所以他說只此一刻，即使天地都沒有光明了，我還能做到“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這是什麼樣的心？我會想到儒家所謂的“君子”，生命坦蕩而沒有戚戚之懷，這不就是君子之襟懷？張孝祥所表現出來的天地坦然，不就是這樣嗎？
尋找自我救贖的力量（2）
這種境界在道家思想中，“孤光自照”轉換為莊子的話，就是兩個字——“葆光”。他說，我們的心為一個府庫，養心最後是為了葆有心的光芒。這種光芒不一定來自外界，你心裡就一直帶著的。而光芒的境界，我最喜歡老子的表述，四個字，“光而不耀”，內心有光芒但不耀眼，它不刺傷別人，它不張揚，若要我形容，我認為“光而不耀”是“啞光”的那種光澤，它不是那種亮亮的光澤，而是一種優雅、節制、含蓄、內斂並且是永不中斷的光澤。
像張孝祥在那樣的困頓之中，你說他是儒家之境，還是道家之境？總而言之，他葆有生命光芒。所以他不是在隱忍，而是在歡樂。想到所有人都在中秋團圓的時候，他看到山川萬物皆為我的嘉賓。大家都在喝酒，我有什麼？“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我抬頭看見北斗之星是勺子形，我用這勺子舀盡西江水，遍宴山川萬物。這是什麼？我不把它當作詩詞來讀，我把這對苦難的穿越看成人生豪奢的一場審美。
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很傑出的代表——蘇東坡。這個人，你說他是儒是道？作為儒家，他當過翰林大學士，在北宋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以自己敏銳的政治稟賦和知識分子的良知，看出新黨過於激進、舊黨過於保守，一生掙扎於黨爭之間，兩黨都不把他當自己人，他一直做著文化學者的擔當，這說明他入世很深。另一方面，在生命遭遇困頓的時候，他又是怎樣的態度？他如果在好地方當官，比如在蘇杭，他可以寫一寫淡抹濃妝總相宜的西子湖，可以參禪修道、修橋修堤、賞賞風景，還可以研究東坡肘子這樣的。但是，一旦貶官了，“若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貶到天涯海角，貶到今天的海南這個地方，你說他沮喪嗎？但他卻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是我平生未到的奇觀麗景，縱使再有千百次的貶謫，心中都不會有遺恨，因為這裡的景觀太美了。
到那裡沒有東坡肘子了，他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我可以吃鮮荔枝啊，吃得多高興啊。到那裡不做高官，沒人成天給他送禮，他抬頭見月，低頭看花，“jú花開時乃重陽，良天佳月即中秋”，有月就叫中秋，jú花一開就喝酒過重陽，我想過節就天天過節。這樣一個被貶官的人，處處歡樂。他到那麼老，在密州出獵的時候，“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she虎，看孫郎”。
這樣一種生命豪情，你說他的心不悠遊嗎？你說這不是沉浮由心嗎？“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大家都在追問家貫何在的時候，蘇東坡說“此心安處是吾鄉”，一顆心可以安頓的地方就是故鄉。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沒有物理上的故鄉，今天所謂的故鄉就是祖輩的他鄉。我們只有此心安處，才是生命可以託付的歸屬。以這樣的態度來看道家，就是生命的瀟灑狂放。因此我喜歡林語堂對蘇東坡作的評價，叫做“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樂觀主義是一種生命態度，當一個樂觀主義者去擔當重任時，他才不會被沉重壓垮，所以我說，我們要擔承重任，但要舉重若輕。我不喜歡忍辱負重，同樣是重，為何不能擔當得輕盈？我覺得家國責任，加在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身上，他會永不妥協。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會成就你（1）
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的詮釋態度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經在一本書中讀到一個故事。一個15世紀的宗教改革家，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曾路過一個巨大的石料場，他看到很多人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在搬石料，但他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就問第一個人，你在做什麼？第一人說：“你看不見啊？我服苦役呢！”然後他問第二個人，你在做什麼？那人比較平和一點，說：“我在砌一堵牆”。接著，他再去問第三個人，你在做什麼？那人臉上顯出安詳的光彩，他擦了一把汗，說：“你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其實，這三個人手中搬的都是一模一樣的石料，他們是一模一樣的累，天上是一樣的太陽，地下掉的是一樣的汗珠子，為什麼解釋不同？這是三種態度。
文化從來都是一種從容的流變，我想不應該抱功利心，我們的心忠誠地去對待自己的內心態度，去葆有一種幸福的提升。其實不計較功利，也許我們可以走得更好。比如說對於讀書的態度，我喜歡的是陶淵明說的“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這個讀書的態度很好。對文化也是一樣，你可以泛覽，可以流觀，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俯仰之間，人生不樂復何如？只要人生是寬廣的，是快樂的，那麼各種倫理、各種文化，只要你需要，你就會吸取。這樣的話，它不作為一種外在的強制，而作為一種內心的需要，在豐盈飽滿、富足快樂的人生狀態下，我想應該得到的文化最終都會被整合到自己的生命中。
今天的文化，在一種多元並存之中，每一個人其實都在以自己的生命作為支點，將文化作為一種力量融合進去，轉化為一種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什麼？就是讓我們從文化中找到在自己困頓的時候可以被救贖的力量，在安穩的時候可以快樂的能力，這些文化的東西不一定需要我們長篇背誦，但是它可以成為我們內心源源不斷的力量。
中國文人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你看張孝祥在過洞庭的時候，中秋節被貶官了，那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每逢佳節倍思親，他一個人在那裡被貶官了，一個人駕著一葉扁舟，“洞庭青糙，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這是一種天地情懷啊！就是他可以看到這麼遼闊、像玉鑒田野一樣的景致，我的一葉扁舟穩穩地行在其上。那麼天地宇宙與他的關係呢？“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銀河和皎月照she他的心胸，他的外在和內心，都是朗朗的、皎潔的，這就是一個人的人格。所以他說這樣一番境遇“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他不感到悲哀和困窘，反而有一種悠然神往。
他也知道自己一直在貶官，“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就算這種短髮蕭疏、一腔清冷又有什麼呢？我還可以穩穩地泛舟，生命還是穩健的。所以他說只此一刻，即使天地都沒有光明了，我還能做到“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這是什麼樣的心？我會想到儒家所謂的“君子”，生命坦蕩而沒有戚戚之懷，這不就是君子之襟懷？張孝祥所表現出來的天地坦然，不就是這樣嗎？
尋找自我救贖的力量（2）
這種境界在道家思想中，“孤光自照”轉換為莊子的話，就是兩個字——“葆光”。他說，我們的心為一個府庫，養心最後是為了葆有心的光芒。這種光芒不一定來自外界，你心裡就一直帶著的。而光芒的境界，我最喜歡老子的表述，四個字，“光而不耀”，內心有光芒但不耀眼，它不刺傷別人，它不張揚，若要我形容，我認為“光而不耀”是“啞光”的那種光澤，它不是那種亮亮的光澤，而是一種優雅、節制、含蓄、內斂並且是永不中斷的光澤。
像張孝祥在那樣的困頓之中，你說他是儒家之境，還是道家之境？總而言之，他葆有生命光芒。所以他不是在隱忍，而是在歡樂。想到所有人都在中秋團圓的時候，他看到山川萬物皆為我的嘉賓。大家都在喝酒，我有什麼？“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我抬頭看見北斗之星是勺子形，我用這勺子舀盡西江水，遍宴山川萬物。這是什麼？我不把它當作詩詞來讀，我把這對苦難的穿越看成人生豪奢的一場審美。
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很傑出的代表——蘇東坡。這個人，你說他是儒是道？作為儒家，他當過翰林大學士，在北宋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以自己敏銳的政治稟賦和知識分子的良知，看出新黨過於激進、舊黨過於保守，一生掙扎於黨爭之間，兩黨都不把他當自己人，他一直做著文化學者的擔當，這說明他入世很深。另一方面，在生命遭遇困頓的時候，他又是怎樣的態度？他如果在好地方當官，比如在蘇杭，他可以寫一寫淡抹濃妝總相宜的西子湖，可以參禪修道、修橋修堤、賞賞風景，還可以研究東坡肘子這樣的。但是，一旦貶官了，“若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貶到天涯海角，貶到今天的海南這個地方，你說他沮喪嗎？但他卻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是我平生未到的奇觀麗景，縱使再有千百次的貶謫，心中都不會有遺恨，因為這裡的景觀太美了。
到那裡沒有東坡肘子了，他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我可以吃鮮荔枝啊，吃得多高興啊。到那裡不做高官，沒人成天給他送禮，他抬頭見月，低頭看花，“jú花開時乃重陽，良天佳月即中秋”，有月就叫中秋，jú花一開就喝酒過重陽，我想過節就天天過節。這樣一個被貶官的人，處處歡樂。他到那麼老，在密州出獵的時候，“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she虎，看孫郎”。
這樣一種生命豪情，你說他的心不悠遊嗎？你說這不是沉浮由心嗎？“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大家都在追問家貫何在的時候，蘇東坡說“此心安處是吾鄉”，一顆心可以安頓的地方就是故鄉。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沒有物理上的故鄉，今天所謂的故鄉就是祖輩的他鄉。我們只有此心安處，才是生命可以託付的歸屬。以這樣的態度來看道家，就是生命的瀟灑狂放。因此我喜歡林語堂對蘇東坡作的評價，叫做“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樂觀主義是一種生命態度，當一個樂觀主義者去擔當重任時，他才不會被沉重壓垮，所以我說，我們要擔承重任，但要舉重若輕。我不喜歡忍辱負重，同樣是重，為何不能擔當得輕盈？我覺得家國責任，加在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身上，他會永不妥協。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會成就你（1）
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的詮釋態度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經在一本書中讀到一個故事。一個15世紀的宗教改革家，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曾路過一個巨大的石料場，他看到很多人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在搬石料，但他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就問第一個人，你在做什麼？第一人說：“你看不見啊？我服苦役呢！”然後他問第二個人，你在做什麼？那人比較平和一點，說：“我在砌一堵牆”。接著，他再去問第三個人，你在做什麼？那人臉上顯出安詳的光彩，他擦了一把汗，說：“你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其實，這三個人手中搬的都是一模一樣的石料，他們是一模一樣的累，天上是一樣的太陽，地下掉的是一樣的汗珠子，為什麼解釋不同？這是三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