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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是一個最不必認真討論文學的時代。討論也討論不出個結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學。
至於有幾個西方人對中國文壇的評評點點，那是極膚淺、極賣弄的。對於他們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細的。他們來中國走了幾遭，待了些日子，學會了說些中國話，你總得允許他們尋找到賣弄的機會。權當那是吃貓罐頭長大的洋貓對中國的貓們——由逮耗子的貓變成家庭寵物的貓，以及不甘心變成家庭寵物，仍想逮耗子的貓們的喵喵叫罷。從種的意義上而談，它們的嬗變先於我們。過來人總要說過來話，過來貓也如此，有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無愧受之的，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當代文學的一種含蓄的諷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來越悟明白了——小說本質上應該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尋常的。連哲學都開始變得普及的時代，小說的所謂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評論”這碗飯的人的無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這麼一種假象——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在今天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為自己是大眾的啟蒙者或肩負時代使命的鬥士，自然很一廂情願、很堂吉訶德。但以為自己高超地脫離了這個時代，肩膀上業已長出了一雙仿佛上帝賦予的翅膀，在一片沒有塵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學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翔，那也不過是一種可笑的感覺。全沒了半點兒文學的責任感的負擔，並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學的氣球飛上天堂，剛巧就落在繆斯女神在奧林匹斯山為他準備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電台的播音室里做熱線嘉賓時，卻沒有說這麼許多。歸根結底，這是一些沒意思的話。正如一切關於文學的話題今天都很沒意思。所以還浪費筆墨寫出來，乃是因為信馬由韁地收不住筆了……
第五章 中國人為什麼生氣
中國人的心理問題出在普遍的中國人想尋找到某一個車站，想擁擠上某一次列車，手中卻沒有票，連一張站台票也沒有。每一個車站都擁擠。每一節列車廂都擁擠。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車的都是少數。每一站被拋棄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數。每一次列車都標明著“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廣播員以鼓舞人心的熱忱飽滿的語調不厭其煩地連續廣播：“前程似錦、前程似錦、前程似錦……”於是人們從這一個車站奔向那一個車站。
1. 商品時代的旋轉式運行
極辣的油煙透過通風紗窗從走廊漫入室內。怎麼竟到了該做午飯的時刻！
嗆得咳嗽不止的我，趕緊下床，踏椅子關紗窗——開著它原本為散出我吞吐的煙霧。十二點七平方米的蝸居，吸三支煙後便“雲霧繚繞”了。床設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颶尺的樹蔭所蔽。十餘年來，我未曾在室內享受過一線陽光。
又上了床，變換方位，重新恢復姿勢，重新點燃一支煙，仿佛母親尋找一扭頭間丟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轉瞬即逝的思緒……
記得，執拗的我抱病寫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幾個男女巴望我沒寫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僅僅為了使他們的惡意落空，我也要畫圓最後的句號。
被詛咒著的事情人往往更會做到底。
最大的願望——有一張鋪得開稿紙的桌子。現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開稿紙，估計要寫滿十二本。北影文學部對我夠照顧的——允許我單獨占領一間挺寬敞的辦公室。我在北影文學部是受愛護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獲得這種幸運。我對北影文學部亦懷有特殊的情感……
辦公室有一張寫字檯和一張辦公桌，我卻很少在那裡寫作。因為是辦公室，形形色色的來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厭惡的事之一是亂談，或曰閒侃。在辦公室，我常常覺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務管理局局長或民政局局長或中了一萬元彩券的人或心理問題諮詢專家之類……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徑不足一米的圓飯桌上寫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萬字，則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氣片上寫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氣片，挺厚。幸而挺厚，墊塊寬一尺半，長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親在北京住時，從廢料堆上撿的——便是我的“專桌”。那時我已不能在圓飯桌上寫作——寫作時，它的邊緣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長，我患了一種不多見的職業病，叫作什麼“上肢靜脈曲張”。持筆兩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來，並且手指發麻，進而脹疼……
在“專桌”寫作，自我感覺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過潮，經暖氣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側坐，雙腿無垂處，也無法蜷，順條筆直地貼著暖氣，一雙橫置的筷子似的。寫字的手倒還好說，稿紙在哪兒手就應當在哪兒——“星星跟著月亮走”。拿煙的手不免尷尬。菸灰缸放“桌”上，拿煙的手下意識地總懸空擎著——那隻手它親近的是菸灰缸。很類乎自我懲罰。故菸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煙的手掌根部撐著床，時不時將菸灰點在床上，或弄翻了菸灰缸。甚至菸頭觸床，床單遭殃，被燒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鍋爐壞了修，修了壞；暖氣今天熱，明天涼。熱時熱得我如同偎著火盆，涼時涼得我恰似擁著冰桶……十九號樓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氣問題上書《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點鐘，一職工操起走廊里的傳呼電話，掛通了行政副廠長家，說：“好幾家的孩子們凍得直哭……”
我忍不住奪過電話吼：“你他媽的還能不能過問一下鍋爐房？”
話筒里傳來慍怒的聲音反問：“你罵誰？”
我說：“罵的正是你！聽清楚了，我再罵一句，你他媽……”
好性情是好環境的教養結果。有時你想溫文爾雅卻做不到。
最令我沮喪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雖每日朝寫至暮，暮寫至夜，多時僅得四千字，少時兩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當記者的“北大荒戰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後咬牙切齒地說：“那他怎麼還沒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麼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國短篇小說領獎台時，他的臉陰沉得難看，說出一句話是——“他媽的，怎麼是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個人聽到了並且轉告我要懷有戒心。我當時一笑，以為那不過是一句調侃。後來之事樁樁件件，證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錯誤。現在看來防不勝防。那些日子我過馬路頗小心——很怕萬一被汽車撞死，給予了他們大的快感。唉唉，“戰友”啊“戰友”，叫我對你們說什麼？
各方各面，抱各種目的之形形色色來訪者依然不少。多數挺自覺，見我那樣子寫作，不忍侵占時間，也有不怎麼自覺的。不怎麼自覺的我拿他們毫無辦法。我是個很難做出下逐客令這種事的人。門上雖貼著張大白紙，寫著“本人病中，請勿多打擾”。其實等於一張無字白紙，甚至可能等於寫著“主隨客便”。
至於有幾個西方人對中國文壇的評評點點，那是極膚淺、極賣弄的。對於他們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細的。他們來中國走了幾遭，待了些日子，學會了說些中國話，你總得允許他們尋找到賣弄的機會。權當那是吃貓罐頭長大的洋貓對中國的貓們——由逮耗子的貓變成家庭寵物的貓，以及不甘心變成家庭寵物，仍想逮耗子的貓們的喵喵叫罷。從種的意義上而談，它們的嬗變先於我們。過來人總要說過來話，過來貓也如此，有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無愧受之的，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當代文學的一種含蓄的諷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來越悟明白了——小說本質上應該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尋常的。連哲學都開始變得普及的時代，小說的所謂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評論”這碗飯的人的無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這麼一種假象——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在今天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為自己是大眾的啟蒙者或肩負時代使命的鬥士，自然很一廂情願、很堂吉訶德。但以為自己高超地脫離了這個時代，肩膀上業已長出了一雙仿佛上帝賦予的翅膀，在一片沒有塵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學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翔，那也不過是一種可笑的感覺。全沒了半點兒文學的責任感的負擔，並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學的氣球飛上天堂，剛巧就落在繆斯女神在奧林匹斯山為他準備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電台的播音室里做熱線嘉賓時，卻沒有說這麼許多。歸根結底，這是一些沒意思的話。正如一切關於文學的話題今天都很沒意思。所以還浪費筆墨寫出來，乃是因為信馬由韁地收不住筆了……
第五章 中國人為什麼生氣
中國人的心理問題出在普遍的中國人想尋找到某一個車站，想擁擠上某一次列車，手中卻沒有票，連一張站台票也沒有。每一個車站都擁擠。每一節列車廂都擁擠。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車的都是少數。每一站被拋棄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數。每一次列車都標明著“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廣播員以鼓舞人心的熱忱飽滿的語調不厭其煩地連續廣播：“前程似錦、前程似錦、前程似錦……”於是人們從這一個車站奔向那一個車站。
1. 商品時代的旋轉式運行
極辣的油煙透過通風紗窗從走廊漫入室內。怎麼竟到了該做午飯的時刻！
嗆得咳嗽不止的我，趕緊下床，踏椅子關紗窗——開著它原本為散出我吞吐的煙霧。十二點七平方米的蝸居，吸三支煙後便“雲霧繚繞”了。床設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颶尺的樹蔭所蔽。十餘年來，我未曾在室內享受過一線陽光。
又上了床，變換方位，重新恢復姿勢，重新點燃一支煙，仿佛母親尋找一扭頭間丟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轉瞬即逝的思緒……
記得，執拗的我抱病寫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幾個男女巴望我沒寫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僅僅為了使他們的惡意落空，我也要畫圓最後的句號。
被詛咒著的事情人往往更會做到底。
最大的願望——有一張鋪得開稿紙的桌子。現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開稿紙，估計要寫滿十二本。北影文學部對我夠照顧的——允許我單獨占領一間挺寬敞的辦公室。我在北影文學部是受愛護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獲得這種幸運。我對北影文學部亦懷有特殊的情感……
辦公室有一張寫字檯和一張辦公桌，我卻很少在那裡寫作。因為是辦公室，形形色色的來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厭惡的事之一是亂談，或曰閒侃。在辦公室，我常常覺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務管理局局長或民政局局長或中了一萬元彩券的人或心理問題諮詢專家之類……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徑不足一米的圓飯桌上寫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萬字，則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氣片上寫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氣片，挺厚。幸而挺厚，墊塊寬一尺半，長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親在北京住時，從廢料堆上撿的——便是我的“專桌”。那時我已不能在圓飯桌上寫作——寫作時，它的邊緣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長，我患了一種不多見的職業病，叫作什麼“上肢靜脈曲張”。持筆兩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來，並且手指發麻，進而脹疼……
在“專桌”寫作，自我感覺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過潮，經暖氣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側坐，雙腿無垂處，也無法蜷，順條筆直地貼著暖氣，一雙橫置的筷子似的。寫字的手倒還好說，稿紙在哪兒手就應當在哪兒——“星星跟著月亮走”。拿煙的手不免尷尬。菸灰缸放“桌”上，拿煙的手下意識地總懸空擎著——那隻手它親近的是菸灰缸。很類乎自我懲罰。故菸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煙的手掌根部撐著床，時不時將菸灰點在床上，或弄翻了菸灰缸。甚至菸頭觸床，床單遭殃，被燒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鍋爐壞了修，修了壞；暖氣今天熱，明天涼。熱時熱得我如同偎著火盆，涼時涼得我恰似擁著冰桶……十九號樓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氣問題上書《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點鐘，一職工操起走廊里的傳呼電話，掛通了行政副廠長家，說：“好幾家的孩子們凍得直哭……”
我忍不住奪過電話吼：“你他媽的還能不能過問一下鍋爐房？”
話筒里傳來慍怒的聲音反問：“你罵誰？”
我說：“罵的正是你！聽清楚了，我再罵一句，你他媽……”
好性情是好環境的教養結果。有時你想溫文爾雅卻做不到。
最令我沮喪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雖每日朝寫至暮，暮寫至夜，多時僅得四千字，少時兩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當記者的“北大荒戰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後咬牙切齒地說：“那他怎麼還沒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麼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國短篇小說領獎台時，他的臉陰沉得難看，說出一句話是——“他媽的，怎麼是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個人聽到了並且轉告我要懷有戒心。我當時一笑，以為那不過是一句調侃。後來之事樁樁件件，證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錯誤。現在看來防不勝防。那些日子我過馬路頗小心——很怕萬一被汽車撞死，給予了他們大的快感。唉唉，“戰友”啊“戰友”，叫我對你們說什麼？
各方各面，抱各種目的之形形色色來訪者依然不少。多數挺自覺，見我那樣子寫作，不忍侵占時間，也有不怎麼自覺的。不怎麼自覺的我拿他們毫無辦法。我是個很難做出下逐客令這種事的人。門上雖貼著張大白紙，寫著“本人病中，請勿多打擾”。其實等於一張無字白紙，甚至可能等於寫著“主隨客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