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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就壞在他的這句話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了，卻猛地轉過身，倏地揚起手臂，手中警棒指著他：“你說什麼？”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麼那麼好！
中年教師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沒說什麼，沒說什麼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馬，接下來也就沒我什麼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裡憋了一股什麼邪火，竟在他已經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況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著他：“沒說什麼？沒說什麼難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嘔嘔，聲色俱厲。
他更加害怕了，臉上堆下難堪的笑，只好承認：“我剛才是說了一句，其實也沒什麼惡劣的用意，只不過是認為，本來原先秩序好好兒的，是你們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慮，才……”
“你剛才還說，是我們自己把秩序搞亂了，對不對？”
“我……我並沒有直接地那麼說……”
“按你剛才的話說，也是那麼個意思！我在這兒維持著秩序，你散布那樣的言論，是什麼居心？”
口中出一句話，警棒朝那大學教師胸前搗一下。
“我……沒什麼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還狡辯你沒什麼惡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惡劣，是煽動！”
我從旁看不下眼去了。
請讀者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剛才我還和那大學教師聊著，聊得還挺投合的，這會兒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餘的話，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語嘟囔的，是對我嘟囔的，眼見得有被揪扯進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讀者諸君比我清楚，一個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種地方去，將會發生多麼令人屈辱的結果），你們說我可能將臉轉向一旁，目光望向別處充聾作啞嗎？那樣子我自己也會感到很尷尬啊！
我不得不開口勸解：“朋友，別這樣，別這樣對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學教師，又沒犯什麼法，你這樣對待人家不好！”
“沒你什麼事兒，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臉。我也一怔，立即緘默了。
小治安警繼續訓那大學教師：“你下次記著點兒，公共場所，少胡言亂語！知識分子更要少胡言亂語！還嫌這社會治安你們攪得不夠亂啊！”
如果我當時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會轉身離開了，那麼後來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竟沒能忍住。須知那大學教師身上所有的那麼一種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著的啊，而且比他只有過之，毫無不及。
我欲忍而終究沒能忍住地說：“同志，你這話的打擊面就太寬了。你是人民警察，這樣子對待公民，影響就不太惡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來就是由於你們售票人的做法不當才搞亂的嘛！要去吃飯，也應先有你們的人出來幫著把兩個隊並好，再關上售票窗。如果那樣，何至於……”
“你他媽是幹什麼的？”警棒狠狠搗在我胸口……
我又識相地緘默了。
那大學教師見勢不妙，也很夠意思，立即賠下笑臉，替我“認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現在已經認識到是完全錯誤的了，所以他說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實是同意了一種錯誤的看法嘛！我代他，我們兩個，都向您承認錯誤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聲，悻悻地轉身走了。我和那大學教師對望著，都不禁搖頭苦笑。
我儘量壓低聲音說：“這跟解放前的舊警察作風還有多少區別啊！”
那小治安警剛走出幾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麼那麼的靈！他第二次猛地轉過身，氣勢洶洶地就朝我奔回來了，還沒等我有任何反應，他已來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領。
“你他媽給我出來！”
他用力一掄，將我從隊列中揪了出來。
“走！”
他將我的一條胳膊擰到了身後。
那大學教師臉色都變了，看著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說什麼話了……
他擰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聲嚷：“朋友，我還得買票哪。你要打，就在這兒打我得啦！我保證打不還手……”
“誰他媽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論之——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還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體面些，比如，起碼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條圍巾，也就是說，多少像點兒正派人的樣子，人家興許就不至於那樣對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舊的也不太乾淨的“棉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物質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實在是很少見了。何況不是羽絨“棉猴”，是布面兒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種。何況，肩上還背著一隻舊的黃帆布書包，也沒刮鬍子。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極不像一個好人，極其可疑，可能人家剛才已然對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設身處地，如果反過來我是治安警，大概也會把我自己當成一個“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訪者……
又來了一名治安警，兩人一人擰著我一條胳膊（自然是朝後），眾目睽睽之下，將我擰入治安值班室。門在我身後一關上，我就被朝一個角落猛推過去，趔趄了數步，才站穩在那個角落。
幾名治安警正在吃飯。他們中有人抬頭掃了我一眼。有人連頭也沒抬一下，連看也懶得看。分明的，習以為常了。
“靠牆站著！”
我乖乖地靠牆站著，還——在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著。我想，我居然笑，那樣子，肯定是有些近乎於無賴，挺惡劣的。可我當時，確實覺得，事情到了這一步，與其感到憤慨，還莫如覺得滑稽。但，如果我書包里沒有證件的話，到了那麼一種地步，到了那麼一個地方，我還笑得出來嗎？還敢笑嗎？還會覺得滑稽嗎？當時，我一邊古怪地笑著，一邊替更多更多的人們，深深地體會到了一種悲哀……
我的書包被一把扯了去。
“幹什麼的？”
我說：“盲流。”
“看你這樣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個“盲流”，又沒有犯什麼法的情況之下，僅僅因為說了那麼兩句也許不該說、但說了也不算什麼大罪的話，究竟會落個怎樣的下場……
我的書包被兜底兒一倒，所有的東西全散落在桌上。
對方見有好幾個記者證，一一拿起。
“哪兒來的？”
我說：“我剛才說了句開玩笑的話。我不是盲流。證件都是我的。”
那小治安警，本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了，卻猛地轉過身，倏地揚起手臂，手中警棒指著他：“你說什麼？”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麼那麼好！
中年教師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沒說什麼，沒說什麼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馬，接下來也就沒我什麼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裡憋了一股什麼邪火，竟在他已經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況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著他：“沒說什麼？沒說什麼難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嘔嘔，聲色俱厲。
他更加害怕了，臉上堆下難堪的笑，只好承認：“我剛才是說了一句，其實也沒什麼惡劣的用意，只不過是認為，本來原先秩序好好兒的，是你們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慮，才……”
“你剛才還說，是我們自己把秩序搞亂了，對不對？”
“我……我並沒有直接地那麼說……”
“按你剛才的話說，也是那麼個意思！我在這兒維持著秩序，你散布那樣的言論，是什麼居心？”
口中出一句話，警棒朝那大學教師胸前搗一下。
“我……沒什麼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還狡辯你沒什麼惡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惡劣，是煽動！”
我從旁看不下眼去了。
請讀者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剛才我還和那大學教師聊著，聊得還挺投合的，這會兒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餘的話，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語嘟囔的，是對我嘟囔的，眼見得有被揪扯進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讀者諸君比我清楚，一個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種地方去，將會發生多麼令人屈辱的結果），你們說我可能將臉轉向一旁，目光望向別處充聾作啞嗎？那樣子我自己也會感到很尷尬啊！
我不得不開口勸解：“朋友，別這樣，別這樣對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學教師，又沒犯什麼法，你這樣對待人家不好！”
“沒你什麼事兒，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臉。我也一怔，立即緘默了。
小治安警繼續訓那大學教師：“你下次記著點兒，公共場所，少胡言亂語！知識分子更要少胡言亂語！還嫌這社會治安你們攪得不夠亂啊！”
如果我當時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會轉身離開了，那麼後來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竟沒能忍住。須知那大學教師身上所有的那麼一種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著的啊，而且比他只有過之，毫無不及。
我欲忍而終究沒能忍住地說：“同志，你這話的打擊面就太寬了。你是人民警察，這樣子對待公民，影響就不太惡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來就是由於你們售票人的做法不當才搞亂的嘛！要去吃飯，也應先有你們的人出來幫著把兩個隊並好，再關上售票窗。如果那樣，何至於……”
“你他媽是幹什麼的？”警棒狠狠搗在我胸口……
我又識相地緘默了。
那大學教師見勢不妙，也很夠意思，立即賠下笑臉，替我“認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現在已經認識到是完全錯誤的了，所以他說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實是同意了一種錯誤的看法嘛！我代他，我們兩個，都向您承認錯誤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聲，悻悻地轉身走了。我和那大學教師對望著，都不禁搖頭苦笑。
我儘量壓低聲音說：“這跟解放前的舊警察作風還有多少區別啊！”
那小治安警剛走出幾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麼那麼的靈！他第二次猛地轉過身，氣勢洶洶地就朝我奔回來了，還沒等我有任何反應，他已來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領。
“你他媽給我出來！”
他用力一掄，將我從隊列中揪了出來。
“走！”
他將我的一條胳膊擰到了身後。
那大學教師臉色都變了，看著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說什麼話了……
他擰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聲嚷：“朋友，我還得買票哪。你要打，就在這兒打我得啦！我保證打不還手……”
“誰他媽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論之——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還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體面些，比如，起碼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條圍巾，也就是說，多少像點兒正派人的樣子，人家興許就不至於那樣對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舊的也不太乾淨的“棉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物質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實在是很少見了。何況不是羽絨“棉猴”，是布面兒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種。何況，肩上還背著一隻舊的黃帆布書包，也沒刮鬍子。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極不像一個好人，極其可疑，可能人家剛才已然對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設身處地，如果反過來我是治安警，大概也會把我自己當成一個“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訪者……
又來了一名治安警，兩人一人擰著我一條胳膊（自然是朝後），眾目睽睽之下，將我擰入治安值班室。門在我身後一關上，我就被朝一個角落猛推過去，趔趄了數步，才站穩在那個角落。
幾名治安警正在吃飯。他們中有人抬頭掃了我一眼。有人連頭也沒抬一下，連看也懶得看。分明的，習以為常了。
“靠牆站著！”
我乖乖地靠牆站著，還——在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著。我想，我居然笑，那樣子，肯定是有些近乎於無賴，挺惡劣的。可我當時，確實覺得，事情到了這一步，與其感到憤慨，還莫如覺得滑稽。但，如果我書包里沒有證件的話，到了那麼一種地步，到了那麼一個地方，我還笑得出來嗎？還敢笑嗎？還會覺得滑稽嗎？當時，我一邊古怪地笑著，一邊替更多更多的人們，深深地體會到了一種悲哀……
我的書包被一把扯了去。
“幹什麼的？”
我說：“盲流。”
“看你這樣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個“盲流”，又沒有犯什麼法的情況之下，僅僅因為說了那麼兩句也許不該說、但說了也不算什麼大罪的話，究竟會落個怎樣的下場……
我的書包被兜底兒一倒，所有的東西全散落在桌上。
對方見有好幾個記者證，一一拿起。
“哪兒來的？”
我說：“我剛才說了句開玩笑的話。我不是盲流。證件都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