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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為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確統計的必要性，給五十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於日本戰爭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眾。相對於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三十餘萬還是二十餘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麼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沉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討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爭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麼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任何懷疑態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並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將證據和數字收集得更翔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態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著，看著，竟得意揚揚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態的日本人，是對的嗎？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晚餐後，中西先生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與我交談。我看出了這一點，就邀上翻譯，請他們同到我房間去做客。
在房間裡，我們面對面坐定，翻譯坐我們之間。中西先生望著我那種凝重又懇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內心裡有許多重要的話，欲對我，一個中國作家和電影編劇傾訴。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們不需要翻譯就能夠直接交談多好！
我說：“中西先生，也許您非常想知道，一個我這種年紀的中國人，是否會對日本人懷有歷史遺傳給我們的仇恨感吧？”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不禁一愕，表情更嚴肅了，目光更凝重了，連連點頭，用發音不太準確的中國話說：“是的，是的……”
我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手指夾住兩端給他看，同時說：“煙不會越吸越長。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中日兩國，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許多中國人和許多日本人，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貴的工作。我們中日電影劇作家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具有促進中日友好的意義。我們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記住仇恨，而是要告誡他們，永遠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對不對？”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連說：“對，對！這正是我們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煙時，他又說：“我們這一代日本人，鈴木先生、山內先生、勝目先生、馬場先生等，“二戰”時期，都是兒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災難，在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當我們漸漸長大後，我們才明白日本為什麼會遭到原子災難，才明白我們日本，也曾給亞洲別國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國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所以我們既憐憫自己，也憐憫他人。我們是交替做著三種噩夢長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災難的噩夢、侵華罪惡的噩夢、中國向日本軍事復仇的噩夢……不知不覺我們老了，年輕人已經厭煩了我們這一代的懺悔和教誨，我們卻只有羨慕他們的生活。無憂無慮地活著，不再受戰爭恐怖和戰爭罪惡的影響多好！……”
翻譯將他的話譯給我聽時，他將他的筆拿在了手裡……
我將一頁白紙推給他……他在紙上寫下這樣兩行中文：
人類愛和平，世界永和平！
讓我們共同反對戰爭，日中友好萬歲！
我猜，這兩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寫常練的。
我很珍視地將那頁紙夾在了一本書里，並帶回國了……
我們離開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預先並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們，但他冒雨趕來了。連把雨傘也沒打，衣服淋濕了。每一個日本朋友都無例外地送給了我們小禮物，從筆到鹹菜……
和美國的關係，很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關係──劍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卻同時扮演了對方的兒子的監護人角色，類乎義父的監護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兒終究是要長大的。那小孩兒必然地也就長大了。輕功硬功內功外功都具備了，甚至足以和他“過招”了，眼見著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這時他的“監護人”角色便有些尷尬起來。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時地受到自己的“監護”對象和“培養”對象的滋擾了。也許還遠構不成威脅，但的確使他從此平添了某種不安的心事。這心事越來越成為他的憂患……
“二戰”後，日本沒有了軍隊。它不再能對別的國家張牙舞爪了。它由“猛獸”變成了“馴獸”。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國的眼色行事的。它實際上成了美國的“二等盟國”。和美國之間，它處於類乎“領養子”的地位。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為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確統計的必要性，給五十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於日本戰爭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眾。相對於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三十餘萬還是二十餘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麼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沉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討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爭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麼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任何懷疑態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並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將證據和數字收集得更翔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態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著，看著，竟得意揚揚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態的日本人，是對的嗎？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晚餐後，中西先生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與我交談。我看出了這一點，就邀上翻譯，請他們同到我房間去做客。
在房間裡，我們面對面坐定，翻譯坐我們之間。中西先生望著我那種凝重又懇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內心裡有許多重要的話，欲對我，一個中國作家和電影編劇傾訴。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們不需要翻譯就能夠直接交談多好！
我說：“中西先生，也許您非常想知道，一個我這種年紀的中國人，是否會對日本人懷有歷史遺傳給我們的仇恨感吧？”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不禁一愕，表情更嚴肅了，目光更凝重了，連連點頭，用發音不太準確的中國話說：“是的，是的……”
我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手指夾住兩端給他看，同時說：“煙不會越吸越長。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中日兩國，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許多中國人和許多日本人，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貴的工作。我們中日電影劇作家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具有促進中日友好的意義。我們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記住仇恨，而是要告誡他們，永遠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對不對？”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連說：“對，對！這正是我們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煙時，他又說：“我們這一代日本人，鈴木先生、山內先生、勝目先生、馬場先生等，“二戰”時期，都是兒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災難，在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當我們漸漸長大後，我們才明白日本為什麼會遭到原子災難，才明白我們日本，也曾給亞洲別國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國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所以我們既憐憫自己，也憐憫他人。我們是交替做著三種噩夢長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災難的噩夢、侵華罪惡的噩夢、中國向日本軍事復仇的噩夢……不知不覺我們老了，年輕人已經厭煩了我們這一代的懺悔和教誨，我們卻只有羨慕他們的生活。無憂無慮地活著，不再受戰爭恐怖和戰爭罪惡的影響多好！……”
翻譯將他的話譯給我聽時，他將他的筆拿在了手裡……
我將一頁白紙推給他……他在紙上寫下這樣兩行中文：
人類愛和平，世界永和平！
讓我們共同反對戰爭，日中友好萬歲！
我猜，這兩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寫常練的。
我很珍視地將那頁紙夾在了一本書里，並帶回國了……
我們離開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預先並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們，但他冒雨趕來了。連把雨傘也沒打，衣服淋濕了。每一個日本朋友都無例外地送給了我們小禮物，從筆到鹹菜……
和美國的關係，很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關係──劍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卻同時扮演了對方的兒子的監護人角色，類乎義父的監護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兒終究是要長大的。那小孩兒必然地也就長大了。輕功硬功內功外功都具備了，甚至足以和他“過招”了，眼見著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這時他的“監護人”角色便有些尷尬起來。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時地受到自己的“監護”對象和“培養”對象的滋擾了。也許還遠構不成威脅，但的確使他從此平添了某種不安的心事。這心事越來越成為他的憂患……
“二戰”後，日本沒有了軍隊。它不再能對別的國家張牙舞爪了。它由“猛獸”變成了“馴獸”。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國的眼色行事的。它實際上成了美國的“二等盟國”。和美國之間，它處於類乎“領養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