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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域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區若不言，有負聖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
這個摺子一上，皇帝頗為動容，但他實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躊躇再三，才傳旨召見高士奇與王鴻緒。
“有人參了你一本，說你種種招權納賄，你自己說吧！”
聽語氣緩和，高士奇的膽使大了；要賴是賴不掉的，便這樣答道：“外省督撫，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饋贈，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聖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進退，臣何能參預一字？在那些人，誠為無益；在巨則寸絲粒粟，皆自天恩中來。”
“你是強詞奪理！”皇帝說道，“你們要弄些錢，為子孫之計，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傷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們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這一次我不計較，以後看你們自己吧！”
這是皇帝駕馭漢人的手段。三藩亂平，正需休養生息；皇帝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實心辦事，情願在支治上容忍——當然不是不講求吏治，但重在鼓勵，不重在懲罰，這是為了求得京師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當然，郭琇的忠誠正直，他是極其欣賞的；這道奏摺雖不曾發生怎樣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卻已簡在帝心，特遣侍衛賞賜綢緞筆墨等物；同時傳諭，郭琇忠貞諒直，益期勤慎，無負厚望。
等了幾天沒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喪之際，得到這樣的溫諭，頓覺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並不護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納諫，置高士奇、王鴻緒等人於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無論如何，建言無罪，在皇帝的這番恩賜中，已顯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應抨擊的人，無須顧忌。
因為皇帝是這樣處處以民生為重，所以只要真能為地方除弊興利的官員，雖有過失，無不曲有。特別是在河工方面，當河道總督靳輔，五年工成，而復有蕭家渡決口時，廷議不外兩派主張，一派要革靳輔的職，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責令靳輔賠修。而皇帝對此兩派主張，都不採納——這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所作的決定。
第一，靳輔革了職，卻也卸了責；後任以為一切都是前任的過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負責任；因而該防的不防，該堵的不堵。推翻靳輔的成法，另起爐灶，說不定要前功盡棄。
其次，靳輔的廉潔，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賠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賦，借貸告幫，絕不會籌足應需的經費，於是因陋就簡，反而壞事。
為了這兩重顧慮，皇帝只下旨：靳輔革職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復；應需經費，仍由國庫撥給。這樣體恤臣下，靳輔當然要加倍出力，終於堵塞了蕭家渡決口，使黃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計劃。
然而下海口之處，不作根本之圖，則黃患始終存在，靳輔與陳潢親自視察以後計議，陳潢主用古代的“溝恤法”，在高郵、寶應等七州縣，築高過海潮，堤外為水淹沒的土地，乾涸成田，放領給百姓耕種，一方面使貧民得有屯墾就業，以謀衣食的機會；一方面可從屯田上收取租息，作為治河的經費。
照陳潢的計劃，共需四百九十萬兩銀子，但只需先撥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畝，放領得價來撥補。
靳輔的奏摺一上，交下廷議，都以為應准許他的建議。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計為優先考慮，下了這樣一道上諭：
靳輔奏請治下河之法，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取價償還等語，九卿會議進行。朕思田畝洞出，便當與民墾種納糧，若取佃價償還，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為主張，故議准行耳。當詳議具奏。
因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蘇的紳權最重，在籍的大員，成為劣紳者，頗不乏人；京朝大員在家鄉的子弟，亦常多橫行不法，下河兩岸有涸出的田畝，常為此輩所侵占，如照靳輔的奏議，領回繳價，自然不願，難得皇帝有此意思，樂得把靳輔的計劃反對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龍，也是反對靳輔的。他的反對，不含私意，而是出於見解的不同，靳輔認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開了海口，海水必將倒灌；于成龍認為海口應該開闢深廣，以泄洪流，所以反對靳輔的，便力贊于成龍，拿他作為對抗靳輔的擋箭牌。
這兩個人都為皇帝所信任，卻各執一說，無從調和，因而限期命靳輔與于成龍進京，作御前辯論，看看到底哪個的道理對？
靳、於到京，先由大學士傳旨詢問，九卿會議，亦分成兩派，大致沒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贊成靳輔，否則就站在于成龍那面。
皇帝對這件事毫無成見，既然相持不下，唯有聽諸公斷，所以特召大學士王照，當面指示：“自宋朝以來，黃河下游，不聞有什麼災害，自明末隆慶年間，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縣堤防演決，寶應、高郵等七州縣才成巨災。此事古來無征，到底是築堤，還是溶口，我看靳輔和于成龍說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總要以百姓無害有益才好。你可以問問這七州縣的現任京官，他們是本地人，所見必確。不過，絕不能因為自己有產業在那裡，徇私說假話；假話也只能騙一時，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們務必直言無隱。”
王熙領旨，分別知會有關的京官；於是由翰林院侍讀喬萊，召集同鄉，商議的結果，決定支持于成龍。
鄉紳的意見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產業，後者是無恆產的平民，所以皇帝對喬萊他們的意見，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書薩穆哈、內閣學士穆稱額，馳驅到江蘇。會同江蘇巡撫湯斌及其他地方官，實地調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內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臨御乾清門，召靳輔及于成龍，開御前辯論。兩個人都帶鄉黃河下游的詳圖，彼此責難，靳輔認為海口一浚深，由於高郵等處，地勢低洼，一定會造成海水倒灌的現象；于成龍則說築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還高，萬一潰決，後果不堪設想。
皇帝只是靜靜聽他們辯駁，等告一段落時，他問：“淮安揚州這些地方，地勢本來很低，就算盡力疏導，能不能把有積水的地方都涸出來，成為可耕之田？”
“不能！”靳輔回答。
“不能！”于成龍也這樣回答。
“既然不能，無非減殺水勢，便與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說：“疏導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總要於百姓有益。于成龍的辦法，費用較省，能夠減得幾分水勢，我的本意就算達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經費？”
“經費難以預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開新河，費用亦不會過巨。”
“那好，等薩穆哈回來，看他怎麼說？如果百姓都贊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龍所議興工。”
這個摺子一上，皇帝頗為動容，但他實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躊躇再三，才傳旨召見高士奇與王鴻緒。
“有人參了你一本，說你種種招權納賄，你自己說吧！”
聽語氣緩和，高士奇的膽使大了；要賴是賴不掉的，便這樣答道：“外省督撫，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饋贈，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聖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進退，臣何能參預一字？在那些人，誠為無益；在巨則寸絲粒粟，皆自天恩中來。”
“你是強詞奪理！”皇帝說道，“你們要弄些錢，為子孫之計，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傷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們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這一次我不計較，以後看你們自己吧！”
這是皇帝駕馭漢人的手段。三藩亂平，正需休養生息；皇帝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實心辦事，情願在支治上容忍——當然不是不講求吏治，但重在鼓勵，不重在懲罰，這是為了求得京師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當然，郭琇的忠誠正直，他是極其欣賞的；這道奏摺雖不曾發生怎樣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卻已簡在帝心，特遣侍衛賞賜綢緞筆墨等物；同時傳諭，郭琇忠貞諒直，益期勤慎，無負厚望。
等了幾天沒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喪之際，得到這樣的溫諭，頓覺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並不護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納諫，置高士奇、王鴻緒等人於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無論如何，建言無罪，在皇帝的這番恩賜中，已顯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應抨擊的人，無須顧忌。
因為皇帝是這樣處處以民生為重，所以只要真能為地方除弊興利的官員，雖有過失，無不曲有。特別是在河工方面，當河道總督靳輔，五年工成，而復有蕭家渡決口時，廷議不外兩派主張，一派要革靳輔的職，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責令靳輔賠修。而皇帝對此兩派主張，都不採納——這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所作的決定。
第一，靳輔革了職，卻也卸了責；後任以為一切都是前任的過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負責任；因而該防的不防，該堵的不堵。推翻靳輔的成法，另起爐灶，說不定要前功盡棄。
其次，靳輔的廉潔，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賠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賦，借貸告幫，絕不會籌足應需的經費，於是因陋就簡，反而壞事。
為了這兩重顧慮，皇帝只下旨：靳輔革職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復；應需經費，仍由國庫撥給。這樣體恤臣下，靳輔當然要加倍出力，終於堵塞了蕭家渡決口，使黃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計劃。
然而下海口之處，不作根本之圖，則黃患始終存在，靳輔與陳潢親自視察以後計議，陳潢主用古代的“溝恤法”，在高郵、寶應等七州縣，築高過海潮，堤外為水淹沒的土地，乾涸成田，放領給百姓耕種，一方面使貧民得有屯墾就業，以謀衣食的機會；一方面可從屯田上收取租息，作為治河的經費。
照陳潢的計劃，共需四百九十萬兩銀子，但只需先撥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畝，放領得價來撥補。
靳輔的奏摺一上，交下廷議，都以為應准許他的建議。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計為優先考慮，下了這樣一道上諭：
靳輔奏請治下河之法，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取價償還等語，九卿會議進行。朕思田畝洞出，便當與民墾種納糧，若取佃價償還，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為主張，故議准行耳。當詳議具奏。
因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蘇的紳權最重，在籍的大員，成為劣紳者，頗不乏人；京朝大員在家鄉的子弟，亦常多橫行不法，下河兩岸有涸出的田畝，常為此輩所侵占，如照靳輔的奏議，領回繳價，自然不願，難得皇帝有此意思，樂得把靳輔的計劃反對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龍，也是反對靳輔的。他的反對，不含私意，而是出於見解的不同，靳輔認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開了海口，海水必將倒灌；于成龍認為海口應該開闢深廣，以泄洪流，所以反對靳輔的，便力贊于成龍，拿他作為對抗靳輔的擋箭牌。
這兩個人都為皇帝所信任，卻各執一說，無從調和，因而限期命靳輔與于成龍進京，作御前辯論，看看到底哪個的道理對？
靳、於到京，先由大學士傳旨詢問，九卿會議，亦分成兩派，大致沒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贊成靳輔，否則就站在于成龍那面。
皇帝對這件事毫無成見，既然相持不下，唯有聽諸公斷，所以特召大學士王照，當面指示：“自宋朝以來，黃河下游，不聞有什麼災害，自明末隆慶年間，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縣堤防演決，寶應、高郵等七州縣才成巨災。此事古來無征，到底是築堤，還是溶口，我看靳輔和于成龍說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總要以百姓無害有益才好。你可以問問這七州縣的現任京官，他們是本地人，所見必確。不過，絕不能因為自己有產業在那裡，徇私說假話；假話也只能騙一時，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們務必直言無隱。”
王熙領旨，分別知會有關的京官；於是由翰林院侍讀喬萊，召集同鄉，商議的結果，決定支持于成龍。
鄉紳的意見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產業，後者是無恆產的平民，所以皇帝對喬萊他們的意見，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書薩穆哈、內閣學士穆稱額，馳驅到江蘇。會同江蘇巡撫湯斌及其他地方官，實地調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內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臨御乾清門，召靳輔及于成龍，開御前辯論。兩個人都帶鄉黃河下游的詳圖，彼此責難，靳輔認為海口一浚深，由於高郵等處，地勢低洼，一定會造成海水倒灌的現象；于成龍則說築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還高，萬一潰決，後果不堪設想。
皇帝只是靜靜聽他們辯駁，等告一段落時，他問：“淮安揚州這些地方，地勢本來很低，就算盡力疏導，能不能把有積水的地方都涸出來，成為可耕之田？”
“不能！”靳輔回答。
“不能！”于成龍也這樣回答。
“既然不能，無非減殺水勢，便與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說：“疏導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總要於百姓有益。于成龍的辦法，費用較省，能夠減得幾分水勢，我的本意就算達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經費？”
“經費難以預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開新河，費用亦不會過巨。”
“那好，等薩穆哈回來，看他怎麼說？如果百姓都贊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龍所議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