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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
據此，則康廣仁則是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兼而有之。汪精衛所聞，卻又是如此茸窩囊，直如兩人。平心而論，汪精衛述譚、林的態度，既已可以證明真實不誤，則轉述康廣仁的神態語言，亦自可信。我們找不出汪精衛對廣仁有何嫌隙，即絕不能武斷汪精衛在厚誣康廣仁。
當然，康廣仁死得冤枉。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完全歸咎於文悌，其言如此：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折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為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輿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泄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與吳可讀、安維峻並列一傳，許之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爾佳氏，雖為筆帖式出身，頗有文采。康有為本來是想跟他結納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傳，載其於王照一案，禮部六堂盡罷後，上折云：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
以下敘他與康有為相晤，勸他改過。不意又私聚數百人立保國會，接著又說：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朱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於此可知，康有為本想結納文悌，而文悌反過來告了康有為一狀。這一狀沒有告准，斥回原衙門行走。這是對言官合法的最嚴厲處置。文悌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門即仍回戶部候缺。
及至政變既作，文悌走李蓮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內知府。此人人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惡之者醜詆萬端；但亦有人說他頗能持正，郭則《庚子詩鑒》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為禮，仲恭獨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靈，人目為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即指此。
文悌的詩，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詩不成詩；一種則詩筆清奇，詆之者亦錄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蹕路》題壁四首云：插足塵中客乘虛，獨尋僻地暫閒居，到門尚有衣冠客，薰穴微聞徵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
為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眾蟻才夢醉，燈火飛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群星淡，皎潔清輩愛素蟾。
第三章獄中壁詩（2）
第一首“島國累人追竄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為等：“薰穴微聞徵辟書”，可能指開“經濟特科”。凡天子親詔以待異等之才，稱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舉，一為康熙己未，一為乾隆丙辰，皆為博學鴻詞，故稱“詞科”。舉詞科之意，在籠絡高級知識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祿位羈縻。實際上即是瓦解前明遺民志士的反清組織。此意在己未更為明顯。
“經濟特科”亦為制科之一。當變法之際，貴州學政嚴修，請舉此科，下總理衙門及禮部議奏。奏未上而變法失敗，經濟特科自然不必談了。辛丑議和，賠款商定，迴鑾有期，乃下詔復開經濟特科，但至光緒二十九年方始舉行，由張之洞主持。梁士詒因姓名“梁頭康尾”（康有為榜名廣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張一第二；俞曲園之孫，平伯之父陛雲第八。二等十八人，詩人陳曾壽為殿。此科實敷衍輿論，草草了事。而張之洞謂其門生：“你們這一榜闊極了！”意思是物以稀為貴。三年出一個狀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舉制科。
“薰穴”之典出《莊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以開經濟特科誘使岩穴之士入彀，猶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處穴中，此是應經濟特科者為鼠輩。翁同日記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詩罵余。”文悌喜作詩罵人，而觀乎“薰穴”之語，可知其人為刻薄一流。
第二首兩聯，罵四種人：一、“槐柯眾蟻才夢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燈火飛蛾枉附炎”，罵趙舒翹等一班明知義和團為非，但趨附載漪、剛毅，以致被禍。
三、“置兔都因貪捷躍”，捷躍猶言躁進，此罵四京卿，兔貪捷躍而入置。
四、“網魚應悔不深潛”，這也是罵康有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黨，布置不周，行動不速，以致康有為漏網。自然也兼罵戊戌政變幸得無事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兩首，悱惻溫柔，後勝於前：亂樹叢中晝閉關，藥盧茗碗任蕭閒，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盡堪容盛世，書城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間。
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世事如雲殊變化，禪機指水悟深沉。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宜有去心，憑個書樓石城下，未妨擁鼻日登臨。
現在回頭再來談“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設置軍機處後，大學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變，兩宮垂簾，恭王以親藩掌樞，軍機大臣進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親貴為軍機領班。第二，軍機大臣為四人，連領班共五人。相傳樞廷忌滿六人，否則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兩滿兩漢，兩漢則一北一南，如先為李鴻藻、沈桂芬。光緒十年以後為孫毓汶與筆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後稍有變化，但大致亦須論地域、講資格。總之，軍機大臣的進退，牽涉甚多。所以光緒決定在軍機章京方面稍作更張，而且只添新、不廢舊，以期阻力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緒召見陳寶箴薦舉，可任新政的官員，不下十員之多，最後選定四名，於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
據此，則康廣仁則是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兼而有之。汪精衛所聞，卻又是如此茸窩囊，直如兩人。平心而論，汪精衛述譚、林的態度，既已可以證明真實不誤，則轉述康廣仁的神態語言，亦自可信。我們找不出汪精衛對廣仁有何嫌隙，即絕不能武斷汪精衛在厚誣康廣仁。
當然，康廣仁死得冤枉。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完全歸咎於文悌，其言如此：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折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為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輿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泄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與吳可讀、安維峻並列一傳，許之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爾佳氏，雖為筆帖式出身，頗有文采。康有為本來是想跟他結納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傳，載其於王照一案，禮部六堂盡罷後，上折云：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
以下敘他與康有為相晤，勸他改過。不意又私聚數百人立保國會，接著又說：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朱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於此可知，康有為本想結納文悌，而文悌反過來告了康有為一狀。這一狀沒有告准，斥回原衙門行走。這是對言官合法的最嚴厲處置。文悌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門即仍回戶部候缺。
及至政變既作，文悌走李蓮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內知府。此人人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惡之者醜詆萬端；但亦有人說他頗能持正，郭則《庚子詩鑒》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為禮，仲恭獨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靈，人目為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即指此。
文悌的詩，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詩不成詩；一種則詩筆清奇，詆之者亦錄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蹕路》題壁四首云：插足塵中客乘虛，獨尋僻地暫閒居，到門尚有衣冠客，薰穴微聞徵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
為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眾蟻才夢醉，燈火飛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群星淡，皎潔清輩愛素蟾。
第三章獄中壁詩（2）
第一首“島國累人追竄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為等：“薰穴微聞徵辟書”，可能指開“經濟特科”。凡天子親詔以待異等之才，稱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舉，一為康熙己未，一為乾隆丙辰，皆為博學鴻詞，故稱“詞科”。舉詞科之意，在籠絡高級知識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祿位羈縻。實際上即是瓦解前明遺民志士的反清組織。此意在己未更為明顯。
“經濟特科”亦為制科之一。當變法之際，貴州學政嚴修，請舉此科，下總理衙門及禮部議奏。奏未上而變法失敗，經濟特科自然不必談了。辛丑議和，賠款商定，迴鑾有期，乃下詔復開經濟特科，但至光緒二十九年方始舉行，由張之洞主持。梁士詒因姓名“梁頭康尾”（康有為榜名廣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張一第二；俞曲園之孫，平伯之父陛雲第八。二等十八人，詩人陳曾壽為殿。此科實敷衍輿論，草草了事。而張之洞謂其門生：“你們這一榜闊極了！”意思是物以稀為貴。三年出一個狀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舉制科。
“薰穴”之典出《莊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以開經濟特科誘使岩穴之士入彀，猶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處穴中，此是應經濟特科者為鼠輩。翁同日記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詩罵余。”文悌喜作詩罵人，而觀乎“薰穴”之語，可知其人為刻薄一流。
第二首兩聯，罵四種人：一、“槐柯眾蟻才夢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燈火飛蛾枉附炎”，罵趙舒翹等一班明知義和團為非，但趨附載漪、剛毅，以致被禍。
三、“置兔都因貪捷躍”，捷躍猶言躁進，此罵四京卿，兔貪捷躍而入置。
四、“網魚應悔不深潛”，這也是罵康有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黨，布置不周，行動不速，以致康有為漏網。自然也兼罵戊戌政變幸得無事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兩首，悱惻溫柔，後勝於前：亂樹叢中晝閉關，藥盧茗碗任蕭閒，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盡堪容盛世，書城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間。
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世事如雲殊變化，禪機指水悟深沉。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宜有去心，憑個書樓石城下，未妨擁鼻日登臨。
現在回頭再來談“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設置軍機處後，大學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變，兩宮垂簾，恭王以親藩掌樞，軍機大臣進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親貴為軍機領班。第二，軍機大臣為四人，連領班共五人。相傳樞廷忌滿六人，否則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兩滿兩漢，兩漢則一北一南，如先為李鴻藻、沈桂芬。光緒十年以後為孫毓汶與筆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後稍有變化，但大致亦須論地域、講資格。總之，軍機大臣的進退，牽涉甚多。所以光緒決定在軍機章京方面稍作更張，而且只添新、不廢舊，以期阻力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緒召見陳寶箴薦舉，可任新政的官員，不下十員之多，最後選定四名，於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