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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之倒楣，在於榮祿、袁世凱、崇綺、徐桐，還有康有為，都拿他當作反面的政治資本，好比一張“人頭支票”，可藉以詐欺搪債。所不同者，榮、袁、崇、徐，人盡皆知其為後黨。而康有為則打著保皇的鮮明旗幟。而最諷刺者，則後黨與保皇黨，都誣賴光緒想以武裝奪母之權。北方謂某人害慘了某人，輒謂之“送了他的忤逆”。榮祿與康有為都送了光緒的忤逆，而光緒實非忤逆。康有為不特不為之辯，且推波助瀾，證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啓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啓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對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對象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評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論”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啓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啓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對象，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啓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啓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啓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啓超所撰《譚嗣同傳》：（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君不聽，再三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第三章獄中壁詩（1）
以下即記譚嗣同獄中壁詩。六君子在獄中情形，只有間接傳聞，如唐恆的八十韻長詩所記，今參以汪精衛所言，足證唐恆所記為實錄。汪雖亦為間接傳聞，但身在獄中，所得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衛銀錠橋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與立憲派暗中有往還，汪得不死，系刑部獄。凡入刑部獄者，均為欽命要犯，軟稱“詔獄”，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錦衣衛改建，其下有鎮撫司，原掌本衛刑名。永樂時增置北鎮撫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鎮撫司任意處理，為明朝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之濫觴。
記獄南北兩監，北監即北鎮撫司舊地，有參天老槐，乃楊椒山手植。獄屋陰森淒黯，牆上每多黑紫暈跡，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獄卒談往事，雖前明佚史，歷歷可證。汪在獄中，與一老獄卒劉一鳴相善，會作一文記其人，題目甚雋雅，名為“故人故事”。劉一鳴嘗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衛所言與梁啓超所作為宣傳用的傳記，頗有異詞，黃秋岳的《花隨人聖摭憶》，謂之為“字字實錄”。今據黃秋岳所記，條錄如下：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
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
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門牽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
譚嗣同題壁之詩，取煤屑書於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沒，墨跡不存，無可印證，所以梁啓超得以大改特改。觀其“終日繞行室中”，苦吟不已，則知譚以自分必死，欲於此極有限的餘生中，表明心跡，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後世論定其真面。是故梁啓超改他的詩，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譚嗣同地下應有餘憾。
至於康廣仁，據梁啓超為他所作的傳說：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錢惟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啓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啓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對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對象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評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論”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啓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啓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對象，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啓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啓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啓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啓超所撰《譚嗣同傳》：（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君不聽，再三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第三章獄中壁詩（1）
以下即記譚嗣同獄中壁詩。六君子在獄中情形，只有間接傳聞，如唐恆的八十韻長詩所記，今參以汪精衛所言，足證唐恆所記為實錄。汪雖亦為間接傳聞，但身在獄中，所得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衛銀錠橋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與立憲派暗中有往還，汪得不死，系刑部獄。凡入刑部獄者，均為欽命要犯，軟稱“詔獄”，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錦衣衛改建，其下有鎮撫司，原掌本衛刑名。永樂時增置北鎮撫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鎮撫司任意處理，為明朝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之濫觴。
記獄南北兩監，北監即北鎮撫司舊地，有參天老槐，乃楊椒山手植。獄屋陰森淒黯，牆上每多黑紫暈跡，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獄卒談往事，雖前明佚史，歷歷可證。汪在獄中，與一老獄卒劉一鳴相善，會作一文記其人，題目甚雋雅，名為“故人故事”。劉一鳴嘗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衛所言與梁啓超所作為宣傳用的傳記，頗有異詞，黃秋岳的《花隨人聖摭憶》，謂之為“字字實錄”。今據黃秋岳所記，條錄如下：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
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
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門牽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
譚嗣同題壁之詩，取煤屑書於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沒，墨跡不存，無可印證，所以梁啓超得以大改特改。觀其“終日繞行室中”，苦吟不已，則知譚以自分必死，欲於此極有限的餘生中，表明心跡，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後世論定其真面。是故梁啓超改他的詩，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譚嗣同地下應有餘憾。
至於康廣仁，據梁啓超為他所作的傳說：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錢惟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