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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里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里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准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的“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即時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也。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儘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髮。
他轉學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沒有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適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准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的“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即時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也。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儘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髮。
他轉學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沒有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適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