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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們的肩膀上。而曾國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們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們當然也很高明，不過中世紀以前的智慧與近代知識體系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朱熹以“格物致知”聞名，也就是說，提倡通過研究具體事物得出普遍真理。這聽起來是很現代的觀念，問題是他的操作思路實在太前現代了。
且讓我們來看看他格物的一項成果。他說他通過研究生物頭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動物、植物的本質區別。他說：
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頭）橫生，草木頭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他說，天圓地方。人的頭是圓的，像天。腳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間，頭頂天，腳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氣，有知識，識道理。而其他動物足雖向下，頭卻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氣，只通得一路知識。比如烏鴉只知道孝順（古人傳說烏鴉能反哺），獺只會祭祀（獺喜歡將魚排列在岸上，古人以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隻知道種地。而草木就更完了，頭（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烏漆麻黑。
你看，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來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遠？怪不得王陽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場大病，什麼也沒格出來。
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際”，當然力所不逮。無力解釋而又強作解人，理學最後只好發明了“氣類相感”理論。而這“氣類相感”的理論，和風水理論又恰好合拍。
理學認為，萬物都是由太極之氣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氣，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來解釋鬼神的存在。他說，和宇宙萬物一樣，人也是由氣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
人死了，魂魄之氣並非一下子就散盡，而是慢慢消失歸併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孫與祖先同此一氣，血氣貫通，沒消失前，是可以感應到子孫的祭祀的：
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觀，與朱子大致類似。
風水的原理，似乎很複雜，又似乎很簡單。既然人死後“靈氣”並不會馬上消滅，那麼必然會存在於空中某處。所謂“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可以藏聚於“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之處，並能福蔭子孫。
朱熹就是這樣解釋風水的。朱熹認為，在一個能藏聚天地祥和靈秀之氣的地方建設住宅或者墳墓，對生人的精神狀態和死者的靈魂安寧都會有良好的影響。宋孝宗死後，朱熹被新君趙擴召請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議狀》，主張舉全國術士之力，為孝宗找一個好墳地，因為皇帝山陵是關乎“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的國家大計。他說：
……葬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
但風水之說畢竟過於縹緲荒唐，理學內部眾多派別對風水因此一直爭論不斷。理學的基本理論是人只需體認內心的天理，並循理而行，本不必懼怕和祈助什麼外在的神異。從這一點看，理學具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品格。張載就對風水之說嗤之以鼻：“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程頤也認為，葬地只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就可以了：“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想通過風水發家興運，乃“後代陰陽家流”的“詭異之說”。然而，畢竟朱子對後世影響最大。風水之說雖然發軔甚早，卻是在宋代以後得以盛行，這主要得益於朱熹提供的“理論支持”。
六
曾國藩的世界觀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講究風水，與其“理學家”的形象並不衝突。事實上，曾國藩也曾經致力於研究鬼神。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狀”與“草木鳥獸之咸若”相提並論，一起作為應當深究細考的課題。只不過“研究結果”沒有記載於書冊。在所謂“迷信”問題上，我們必須對曾國藩存有恕心。我們從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相信人死後沒有靈魂，相信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國藩所受的教育與我們完全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充滿迷信的環境，從小聽慣了鬼神附體、風水發家的故事。物理、化學、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課程表里的內容；天圓地方、四根柱子支著大地才是他頭腦中的宇宙圖景。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小兒科的科學常識，對他們來說都是永世難解之謎。換句話說，我們生活在陽光下，或者起碼是路燈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處一燈如豆之中。成長於充滿迷信的環境，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完全不“迷信”的，實在鳳毛麟角。舉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廣縉在廣東取得了所謂“反入城鬥爭”的表面勝利，曾國藩在家信中談到此事時說：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占卜者推算皇帝運氣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轉，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勝利。朝廷上下因此歡欣鼓舞，對“英夷”強硬派又一時得勢，這也是“迷信”對傳統政治的微妙影響之一例。
在這樣的環境下，朱子的世界觀輕而易舉地征服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曾國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風水理論。他說過，“我平日最不信風水”，接下來還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理論。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談論怎麼樣改善家中陽宅風水：
老秧田背後三角丘，是竹山灣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國藩）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墈下，在檀香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橫穿過來，其三角丘則多種竹樹，上接新塘墈大楓樹，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為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
且讓我們來看看他格物的一項成果。他說他通過研究生物頭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動物、植物的本質區別。他說：
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頭）橫生，草木頭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他說，天圓地方。人的頭是圓的，像天。腳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間，頭頂天，腳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氣，有知識，識道理。而其他動物足雖向下，頭卻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氣，只通得一路知識。比如烏鴉只知道孝順（古人傳說烏鴉能反哺），獺只會祭祀（獺喜歡將魚排列在岸上，古人以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隻知道種地。而草木就更完了，頭（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烏漆麻黑。
你看，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來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遠？怪不得王陽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場大病，什麼也沒格出來。
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際”，當然力所不逮。無力解釋而又強作解人，理學最後只好發明了“氣類相感”理論。而這“氣類相感”的理論，和風水理論又恰好合拍。
理學認為，萬物都是由太極之氣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氣，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來解釋鬼神的存在。他說，和宇宙萬物一樣，人也是由氣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
人死了，魂魄之氣並非一下子就散盡，而是慢慢消失歸併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孫與祖先同此一氣，血氣貫通，沒消失前，是可以感應到子孫的祭祀的：
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觀，與朱子大致類似。
風水的原理，似乎很複雜，又似乎很簡單。既然人死後“靈氣”並不會馬上消滅，那麼必然會存在於空中某處。所謂“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可以藏聚於“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之處，並能福蔭子孫。
朱熹就是這樣解釋風水的。朱熹認為，在一個能藏聚天地祥和靈秀之氣的地方建設住宅或者墳墓，對生人的精神狀態和死者的靈魂安寧都會有良好的影響。宋孝宗死後，朱熹被新君趙擴召請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議狀》，主張舉全國術士之力，為孝宗找一個好墳地，因為皇帝山陵是關乎“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的國家大計。他說：
……葬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
但風水之說畢竟過於縹緲荒唐，理學內部眾多派別對風水因此一直爭論不斷。理學的基本理論是人只需體認內心的天理，並循理而行，本不必懼怕和祈助什麼外在的神異。從這一點看，理學具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品格。張載就對風水之說嗤之以鼻：“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程頤也認為，葬地只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就可以了：“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想通過風水發家興運，乃“後代陰陽家流”的“詭異之說”。然而，畢竟朱子對後世影響最大。風水之說雖然發軔甚早，卻是在宋代以後得以盛行，這主要得益於朱熹提供的“理論支持”。
六
曾國藩的世界觀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講究風水，與其“理學家”的形象並不衝突。事實上，曾國藩也曾經致力於研究鬼神。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狀”與“草木鳥獸之咸若”相提並論，一起作為應當深究細考的課題。只不過“研究結果”沒有記載於書冊。在所謂“迷信”問題上，我們必須對曾國藩存有恕心。我們從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相信人死後沒有靈魂，相信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國藩所受的教育與我們完全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充滿迷信的環境，從小聽慣了鬼神附體、風水發家的故事。物理、化學、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課程表里的內容；天圓地方、四根柱子支著大地才是他頭腦中的宇宙圖景。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小兒科的科學常識，對他們來說都是永世難解之謎。換句話說，我們生活在陽光下，或者起碼是路燈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處一燈如豆之中。成長於充滿迷信的環境，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完全不“迷信”的，實在鳳毛麟角。舉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廣縉在廣東取得了所謂“反入城鬥爭”的表面勝利，曾國藩在家信中談到此事時說：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占卜者推算皇帝運氣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轉，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勝利。朝廷上下因此歡欣鼓舞，對“英夷”強硬派又一時得勢，這也是“迷信”對傳統政治的微妙影響之一例。
在這樣的環境下，朱子的世界觀輕而易舉地征服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曾國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風水理論。他說過，“我平日最不信風水”，接下來還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理論。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談論怎麼樣改善家中陽宅風水：
老秧田背後三角丘，是竹山灣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國藩）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墈下，在檀香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橫穿過來，其三角丘則多種竹樹，上接新塘墈大楓樹，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為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