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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李鴻章托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曾國藩一聽，也嚇了一跳。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託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覆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勳，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他怕戶部這些書吏以後會藉故找他的麻煩。
三
那麼，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萬四千兩別敬的開支來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國藩花費了兩萬兩。除了一萬四千兩別敬，“合之捐款及雜費凡萬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餘金，再帶二千餘金赴官，共用二萬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曾國藩說得很清楚：“已寫信寄應敏齋，由作梅於余所存緝私經費項下提出歸款。”
“緝私經費”出自兩淮鹽運司。管理鹽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緝拿私鹽”，以保障官鹽的銷售。所以鹽運司每年都會提出一大筆經費用來緝私。不過緝私只是“緝私經費”的用途之一，其實鹽運司許多不好處理的開支，都用“緝私經費”的名義。比如他們每年“孝敬”給兩江總督的“陋規”，也以這個名義致送。
從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國藩信中“運司派曾德麟解到緝私經費二千餘金”來看，鹽運司定期會給曾國藩送來“緝私經費”，曾國藩將其都存放在“後路糧台”，“吾令其解金陵後路糧台”。此外，上海海關每月也要送公費給他。同信之中，曾國藩說：“存於作梅台中（即後路糧台）者，系運司緝私經費及滬關月送公費（現聞近三萬金），為余此次進京之用（連來往途費恐近兩萬）。”後來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說：“後路糧台所存緝私經費，除在京兌用二萬外，計尚有萬餘金……此外淮北公費尚有應解余者（十月間書辦曾擬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從這封信的前後文推測，曾國藩在“後路糧台”也就是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而其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或者說是公款，並沒有動用自己的“養廉銀”。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同治三年他送鄉試主考的錢，以及同治九年送給“小欽差”的“程儀”，也應該出自這裡。
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紀澤說：
吾之銀存於雨亭署內（即江寧布政使李宗羲處）者，系養廉（已有萬八千餘），爾盡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爾等進京，可至雨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為途費。”可見，曾國藩家人進京的路費是動用養廉，而不是小金庫的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國藩是怎麼區別“陋規”與“養廉”的用途的。“因公”而產生的官場應酬，出自“小金庫”。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饋贈親朋好友的錢，則出自“養廉”。方宗誠的總結大抵合乎事實：
兩江總督廉俸之外，又有辦公費（即“小金庫”），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
“小金庫”加“養廉銀”，這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的個人財政來源。到了直隸後，來源結構也大抵相當，只不過“緝私經費”換成了“鹽規”。到了直隸之後，曾國藩在信中對兒子談及個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而劉印渠號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說，直隸總督主要個人收入為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此外還鹽規二萬兩。這二萬兩鹽規，就好比兩江的緝私經費，是供給總督個人花用的。因此總督的收入來源總計三萬五千兩。而曾國藩自己測算每年大約需花掉二萬二三千兩，這樣，每年還可以省下一萬多兩：
余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餘金。
四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後路糧台”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裡。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
其下余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台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於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
就是說，家裡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兩個“散掉”的處理方案：“余家於此二萬外不可再取絲毫。爾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設法用去。”他說，可以用於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善後局的零用，一是作為報銷局的部費。他特別囑咐，不能捐為慈善款：
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為善舉費。至囑至囑。
為什麼不能捐為善舉呢？因為這樣就會被人所知，曾國藩平生認為，“凡散財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所以“總不可使一人知也”。他還說：“餘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給紀澤的信中又一次明確了這筆錢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全部用於軍費報銷的“部費”。如果按這封信判斷，那八萬兩報銷部費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國藩本可納入私囊的“陋規”。
不過，據方宗誠說，曾國藩剩下的這筆錢，有一部分後來用於購買賑米了：
……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向來總督去任時，此款皆入宦囊，公則仍留為慈善之用。移節直隸後，安徽有災，買米賑之，皆此款也。
曾國藩一聽，也嚇了一跳。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託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覆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勳，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他怕戶部這些書吏以後會藉故找他的麻煩。
三
那麼，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萬四千兩別敬的開支來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國藩花費了兩萬兩。除了一萬四千兩別敬，“合之捐款及雜費凡萬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餘金，再帶二千餘金赴官，共用二萬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曾國藩說得很清楚：“已寫信寄應敏齋，由作梅於余所存緝私經費項下提出歸款。”
“緝私經費”出自兩淮鹽運司。管理鹽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緝拿私鹽”，以保障官鹽的銷售。所以鹽運司每年都會提出一大筆經費用來緝私。不過緝私只是“緝私經費”的用途之一，其實鹽運司許多不好處理的開支，都用“緝私經費”的名義。比如他們每年“孝敬”給兩江總督的“陋規”，也以這個名義致送。
從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國藩信中“運司派曾德麟解到緝私經費二千餘金”來看，鹽運司定期會給曾國藩送來“緝私經費”，曾國藩將其都存放在“後路糧台”，“吾令其解金陵後路糧台”。此外，上海海關每月也要送公費給他。同信之中，曾國藩說：“存於作梅台中（即後路糧台）者，系運司緝私經費及滬關月送公費（現聞近三萬金），為余此次進京之用（連來往途費恐近兩萬）。”後來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說：“後路糧台所存緝私經費，除在京兌用二萬外，計尚有萬餘金……此外淮北公費尚有應解余者（十月間書辦曾擬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從這封信的前後文推測，曾國藩在“後路糧台”也就是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而其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或者說是公款，並沒有動用自己的“養廉銀”。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同治三年他送鄉試主考的錢，以及同治九年送給“小欽差”的“程儀”，也應該出自這裡。
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紀澤說：
吾之銀存於雨亭署內（即江寧布政使李宗羲處）者，系養廉（已有萬八千餘），爾盡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爾等進京，可至雨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為途費。”可見，曾國藩家人進京的路費是動用養廉，而不是小金庫的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國藩是怎麼區別“陋規”與“養廉”的用途的。“因公”而產生的官場應酬，出自“小金庫”。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饋贈親朋好友的錢，則出自“養廉”。方宗誠的總結大抵合乎事實：
兩江總督廉俸之外，又有辦公費（即“小金庫”），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
“小金庫”加“養廉銀”，這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的個人財政來源。到了直隸後，來源結構也大抵相當，只不過“緝私經費”換成了“鹽規”。到了直隸之後，曾國藩在信中對兒子談及個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而劉印渠號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說，直隸總督主要個人收入為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此外還鹽規二萬兩。這二萬兩鹽規，就好比兩江的緝私經費，是供給總督個人花用的。因此總督的收入來源總計三萬五千兩。而曾國藩自己測算每年大約需花掉二萬二三千兩，這樣，每年還可以省下一萬多兩：
余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餘金。
四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後路糧台”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裡。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
其下余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台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於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
就是說，家裡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兩個“散掉”的處理方案：“余家於此二萬外不可再取絲毫。爾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設法用去。”他說，可以用於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善後局的零用，一是作為報銷局的部費。他特別囑咐，不能捐為慈善款：
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為善舉費。至囑至囑。
為什麼不能捐為善舉呢？因為這樣就會被人所知，曾國藩平生認為，“凡散財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所以“總不可使一人知也”。他還說：“餘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給紀澤的信中又一次明確了這筆錢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全部用於軍費報銷的“部費”。如果按這封信判斷，那八萬兩報銷部費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國藩本可納入私囊的“陋規”。
不過，據方宗誠說，曾國藩剩下的這筆錢，有一部分後來用於購買賑米了：
……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向來總督去任時，此款皆入宦囊，公則仍留為慈善之用。移節直隸後，安徽有災，買米賑之，皆此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