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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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個性與人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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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藝術家的個性之時，我們不是在談論某種個人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某種個人氣質和性格，而是在談論一種精神特性。實際上，它是指人類精神在一個藝術家的心靈中的特殊存在。因此，在藝術家的個性與藝術的人類性之間有著最直接的聯繫，他的個性的精神深度和廣度及其在藝術上的表達大致決定了他的藝術之屬於全人類的程度。在這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藝術家越具有個性，他的藝術就越具有人類性。
人們或許要在個性與人類性之間分辨出某些中間環節，例如民族性和時代性。當然，每一個藝術家都歸屬於特定的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中，因此，在他的精神特性和藝術創作中，我們或多或少地可以辨認出民族傳統和時代風格對他發生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不必迴避也不必刻意追求，另一方面在藝術上並不具備重要的意義。我堅持認為，藝術的價值取決於個性與人類性的一致，在缺乏這種一致的情形下，民族性只是狹隘的地方主義，時代性只是時髦的風頭主義。凡是以民族特點或時代潮流自我標榜的藝術家，他們在藝術上都是可疑的，支配著他們的很可能是某種功利目的。全球化過程倒是會給這樣的偽藝術家帶來商業機會，使他們得以到世界各個市場上推銷自己的異國情調的擺設或花樣翻新的玩具。不過，這一切與藝術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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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的兩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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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觀點可以歸結為：美是生活，生活高於藝術，藝術只是生活的再現或得不到原物時的替代物。他還把生活等同於“現實生活”。這個貧乏的論點後來支配了好幾代人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
他的論述中也有合理的見解，例如指出藝術的內容並不限於美，而是包括生活中一切使人發生興趣的東西。不過，這個見解是與“美是生活”的定義相矛盾的。也許矛盾僅是字面上的，他反對藝術僅僅表現狹義的美即激情，而要求表現廣義的美即全部生活。站在這一立場上，他精彩地抨擊了雨果式的浪漫主義，包括浮誇的語言，狂暴的激情，虛構的性格，詭譎的情節，悲慘的境遇，興奮的調子，“做作地把幻想刺激到病態地緊張的地步”，等等。所有這些與尼采對浪漫主義的抨擊十分相似。我相信，這裡顯示了他的“美是生活”與尼采的“美是生命”這兩個命題的相通之處。浪漫主義之所以令人反感，就因為它既是做作(反生活)的，又是病態(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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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學家眼中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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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有一回生動地談到他對哲學的觀感。他說，世界剛剛開始，正要形成起來，而哲學卻在它頭上打了一巴掌，喝問道：“往哪兒去?為什麼去?”或者命令：“站住!”
讀到這段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真精彩!我立刻想起當今的許多文學家、作家、藝術家，他們恰好相反，都在爭先恐後地朝世界頭上打巴掌和喝問，並且以此證明自己和哲學一樣聰明，甚至比哲學更聰明。
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哲學家，我還有第二個衝動，就是替哲學辯護。例如，我想說，世界並非剛剛開始，而是早已存在了，甚至是永恆存在著的，卻始終沒有一個目標，沒有一種意義。所以，哲學的掌擊和喝問是完全有道理的。我還想說，哲學現在也已經有了改變，它發現世界完全不理睬它的喝問，繼續毫無目標地朝前走去，於是幡然悔悟，明白了世界本來就沒有什麼目標，所謂目標是哲學自己的杜撰。所以，今日的哲學不再向世界喝問，現在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沒完沒了地自我檢討，追究自己從前向世界問那樣愚蠢的問題的原因。
不過，在做了這些辯護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依然鮮明：高爾基的話真精彩!我想說的是，不管哲學是在朝世界的頭上打巴掌，還是在朝自己的臉上打巴掌，文學和藝術都不必去理會，更不要去模仿，而只須讓自己融入世界之中，與世界一同朝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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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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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與我：哲學的兩個永恆主題。
一種哲學追問：世界是什麼?它試圖把握那個不受我們人類認識干擾的世界的本來面目。在發現這個意圖的徒勞之後，便追問∶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什麼，亦即我們認識中的世界是什麼?這個問題其實是上述問題在較弱的形式中的延續。
另一種哲學追問：我是什麼?我應當如何生活?它關心的是生命的意義問題。
當然，幾乎每一個哲學家對這兩個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在不同的哲學家那裡，兩者之中必有一個問題是元問題，另一個問題則處於派生地位，由此而分出了不同的哲學方法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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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現代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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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哲學界的時髦是所謂後現代，而且各種後現代思潮還紛紛打出尼采的旗幟，在這樣的熱鬧中，尼采也被後現代化了。於是，價值重估變成了價值虛無，解釋的多元性變成了解釋的任意性，酒神精神變成了佯醉裝瘋。後現代哲學家把反形上學的立場推至極端，被解構掉的不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學本身。尼采要把哲學從絕路領到曠野，再在曠野上開出一條新路，他們卻興高采烈地攛掇哲學吸毒和自殺，可是他們居然還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
據說他們還從尼采那裡學來了自由的文風，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涌流，是陽光下的輕盈舞蹈，他們的自由卻是拼貼，是彩燈下的胡亂手勢。他們創造了一種標榜為解構語言的文體，這種文體的恰當名稱應該叫不知所云。
我之懷疑後現代哲學家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太時髦了。他們往往是一些喜歡在媒體上露面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獨是盡人皆知的。雖說時代不同了，但是，一個哲學家、一種哲學變成時髦終究是可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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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年說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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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屬雞，男性。雄雞有兩大特點。第一善叫，叫聲嘹亮，“雄雞一唱天下白”，威風十足。第二好鬥，動輒豎起全身羽毛，“好鬥的公雞”遂常用來形容劍拔弩張之人。我卻既不善叫，也不好鬥，木訥而窩囊。因此，我深感有負於我的屬相。
漢語中有許多與雞有關的成語，多為貶義。“偷雞摸狗”，雞即使作為被偷的對象也上不了檔次，因而偷雞是令人鄙夷的行為，何況還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呢。“雞鳴狗盜”，“鬥雞走狗”，形容市井無賴，街巷二流子，皆不入流之輩。“雞飛狗跳”，雞最沒有修養，遇事率先驚惶，造成混亂局面。這幾個成語都是雞狗並提，而在今天的現實中，狗是寵物，雞的最高榮譽仍只是盤中美餐。“手無縛雞之力”，反證雞的軟弱可欺。“殺雞給猴子看”，明示雞的軟弱可欺，只配做犧牲品。“黃鼠狼給雞拜年”，雖是揭露黃鼠狼的不懷好意，但同樣也對照出了雞的軟弱可欺。“鶴立雞群”，雞成了平庸之輩的象徵。眾所周知，在俗語中，雞還是別種象徵，其義猥褻，分別指向男性某物和女性某業。總而言之，雞似乎是一種上不得台面也成不了氣候的東西。這麼說來，我的屬相又有負於我了。
藝術的個性與人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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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藝術家的個性之時，我們不是在談論某種個人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某種個人氣質和性格，而是在談論一種精神特性。實際上，它是指人類精神在一個藝術家的心靈中的特殊存在。因此，在藝術家的個性與藝術的人類性之間有著最直接的聯繫，他的個性的精神深度和廣度及其在藝術上的表達大致決定了他的藝術之屬於全人類的程度。在這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藝術家越具有個性，他的藝術就越具有人類性。
人們或許要在個性與人類性之間分辨出某些中間環節，例如民族性和時代性。當然，每一個藝術家都歸屬於特定的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中，因此，在他的精神特性和藝術創作中，我們或多或少地可以辨認出民族傳統和時代風格對他發生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不必迴避也不必刻意追求，另一方面在藝術上並不具備重要的意義。我堅持認為，藝術的價值取決於個性與人類性的一致，在缺乏這種一致的情形下，民族性只是狹隘的地方主義，時代性只是時髦的風頭主義。凡是以民族特點或時代潮流自我標榜的藝術家，他們在藝術上都是可疑的，支配著他們的很可能是某種功利目的。全球化過程倒是會給這樣的偽藝術家帶來商業機會，使他們得以到世界各個市場上推銷自己的異國情調的擺設或花樣翻新的玩具。不過，這一切與藝術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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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的兩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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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觀點可以歸結為：美是生活，生活高於藝術，藝術只是生活的再現或得不到原物時的替代物。他還把生活等同於“現實生活”。這個貧乏的論點後來支配了好幾代人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
他的論述中也有合理的見解，例如指出藝術的內容並不限於美，而是包括生活中一切使人發生興趣的東西。不過，這個見解是與“美是生活”的定義相矛盾的。也許矛盾僅是字面上的，他反對藝術僅僅表現狹義的美即激情，而要求表現廣義的美即全部生活。站在這一立場上，他精彩地抨擊了雨果式的浪漫主義，包括浮誇的語言，狂暴的激情，虛構的性格，詭譎的情節，悲慘的境遇，興奮的調子，“做作地把幻想刺激到病態地緊張的地步”，等等。所有這些與尼采對浪漫主義的抨擊十分相似。我相信，這裡顯示了他的“美是生活”與尼采的“美是生命”這兩個命題的相通之處。浪漫主義之所以令人反感，就因為它既是做作(反生活)的，又是病態(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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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學家眼中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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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有一回生動地談到他對哲學的觀感。他說，世界剛剛開始，正要形成起來，而哲學卻在它頭上打了一巴掌，喝問道：“往哪兒去?為什麼去?”或者命令：“站住!”
讀到這段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真精彩!我立刻想起當今的許多文學家、作家、藝術家，他們恰好相反，都在爭先恐後地朝世界頭上打巴掌和喝問，並且以此證明自己和哲學一樣聰明，甚至比哲學更聰明。
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哲學家，我還有第二個衝動，就是替哲學辯護。例如，我想說，世界並非剛剛開始，而是早已存在了，甚至是永恆存在著的，卻始終沒有一個目標，沒有一種意義。所以，哲學的掌擊和喝問是完全有道理的。我還想說，哲學現在也已經有了改變，它發現世界完全不理睬它的喝問，繼續毫無目標地朝前走去，於是幡然悔悟，明白了世界本來就沒有什麼目標，所謂目標是哲學自己的杜撰。所以，今日的哲學不再向世界喝問，現在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沒完沒了地自我檢討，追究自己從前向世界問那樣愚蠢的問題的原因。
不過，在做了這些辯護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依然鮮明：高爾基的話真精彩!我想說的是，不管哲學是在朝世界的頭上打巴掌，還是在朝自己的臉上打巴掌，文學和藝術都不必去理會，更不要去模仿，而只須讓自己融入世界之中，與世界一同朝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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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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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與我：哲學的兩個永恆主題。
一種哲學追問：世界是什麼?它試圖把握那個不受我們人類認識干擾的世界的本來面目。在發現這個意圖的徒勞之後，便追問∶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什麼，亦即我們認識中的世界是什麼?這個問題其實是上述問題在較弱的形式中的延續。
另一種哲學追問：我是什麼?我應當如何生活?它關心的是生命的意義問題。
當然，幾乎每一個哲學家對這兩個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在不同的哲學家那裡，兩者之中必有一個問題是元問題，另一個問題則處於派生地位，由此而分出了不同的哲學方法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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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現代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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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哲學界的時髦是所謂後現代，而且各種後現代思潮還紛紛打出尼采的旗幟，在這樣的熱鬧中，尼采也被後現代化了。於是，價值重估變成了價值虛無，解釋的多元性變成了解釋的任意性，酒神精神變成了佯醉裝瘋。後現代哲學家把反形上學的立場推至極端，被解構掉的不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學本身。尼采要把哲學從絕路領到曠野，再在曠野上開出一條新路，他們卻興高采烈地攛掇哲學吸毒和自殺，可是他們居然還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
據說他們還從尼采那裡學來了自由的文風，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涌流，是陽光下的輕盈舞蹈，他們的自由卻是拼貼，是彩燈下的胡亂手勢。他們創造了一種標榜為解構語言的文體，這種文體的恰當名稱應該叫不知所云。
我之懷疑後現代哲學家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太時髦了。他們往往是一些喜歡在媒體上露面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獨是盡人皆知的。雖說時代不同了，但是，一個哲學家、一種哲學變成時髦終究是可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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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年說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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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屬雞，男性。雄雞有兩大特點。第一善叫，叫聲嘹亮，“雄雞一唱天下白”，威風十足。第二好鬥，動輒豎起全身羽毛，“好鬥的公雞”遂常用來形容劍拔弩張之人。我卻既不善叫，也不好鬥，木訥而窩囊。因此，我深感有負於我的屬相。
漢語中有許多與雞有關的成語，多為貶義。“偷雞摸狗”，雞即使作為被偷的對象也上不了檔次，因而偷雞是令人鄙夷的行為，何況還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呢。“雞鳴狗盜”，“鬥雞走狗”，形容市井無賴，街巷二流子，皆不入流之輩。“雞飛狗跳”，雞最沒有修養，遇事率先驚惶，造成混亂局面。這幾個成語都是雞狗並提，而在今天的現實中，狗是寵物，雞的最高榮譽仍只是盤中美餐。“手無縛雞之力”，反證雞的軟弱可欺。“殺雞給猴子看”，明示雞的軟弱可欺，只配做犧牲品。“黃鼠狼給雞拜年”，雖是揭露黃鼠狼的不懷好意，但同樣也對照出了雞的軟弱可欺。“鶴立雞群”，雞成了平庸之輩的象徵。眾所周知，在俗語中，雞還是別種象徵，其義猥褻，分別指向男性某物和女性某業。總而言之，雞似乎是一種上不得台面也成不了氣候的東西。這麼說來，我的屬相又有負於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