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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並不生活在聲色犬馬的現實世界裡，他在這個世界裡是一個異鄉人和夢遊者，他真正的生活場所是他的內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尋著某種他相信是更本質也更真實的東西。這種東西在現成的語言中沒有對應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處於失語的狀態。可是，他不能沒有對應之物，而語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語言來追尋和接近這種東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戀語言鍊金術，試圖自己煉製出一種合用的語言。在這意義上，詩人每寫出一首他自己滿意的詩，都是一次從失語症中的恢復，是從失語向言說的一次成功突進。
詩人從愛情中所能收穫到的果實不是幸福的家庭，而是藝術。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
詩寫感覺和心情。我們的感覺和心情常常是由具體的人和事引起的，其中哪些值得寫，哪些不值得寫，或者說，怎樣辨別它們有無藝術價值呢?我提出一個標準：倘若除去了具體的人和事，那些感覺和心情顯得更美了，就說明它們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種秘密，所以具有藝術感染力和藝術價值;相反，則說明它們只是與具體的人和事糾纏在一起的凡俗心理現象，僅對當事人具有日記的意義，在藝術上卻毫無價值。
我是在讀海涅的詩時想到這一點的。他的佳作都屬於前者，敗筆都屬於後者。
幼兒常常口吐妙語，但都隨風飄逝，沒有人長大後能夠回憶起來。等到在老師家長的教誨下開始寫分行的句子時，寫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發的寫詩也是始於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師家長的教誨，而是緣於自己的閱讀。最有意義的模仿不是對技巧的模仿，而是產生了一種衝動，渴望像正在閱讀的詩人那樣，用詩歌來說自己的心事。在這個時刻，一個可能的詩人誕生了。
很久不寫詩了。仔細想想，這是一種損失。寫詩會促使人更細膩地觀察眼前的景物，尋找最確切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感覺。一種景物，往往會喚起許多生動的比喻和象徵。不寫詩的人，語言的貧乏的，粗糙的，而這也導致了感覺的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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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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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尋找能夠把它說出來的語言，我常常覺得快要說出來了，但是一旦說了出來，卻發現仍然不是。
讀許多前人的書的時候，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曾經發生過同樣的情況。
那麼，世界的真理始終是處在快要說出來卻永遠沒有說出來的邊緣上了，而這就證明它確實是存在的。
對於寫作來說，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文字功夫是在這個過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錘鍊的。
因此，我主張寫自己真正熟悉的題材，自己確實體驗到的東西，不怕細小，但一定要真實。這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從容對付大的題材了。
海明威的啟發。寫景，要寫自己真正看到的，如此寫出的往往不華麗。那些寫得華麗的，其實是寫自己認為應該看到的，而非真正看到的，是用辭藻填補和掩飾自己的沒有看到。
托爾斯泰說：在平庸和矯情之間只有一條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矯情比平庸更可怕。據我看，矯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於它是平庸卻偏要冒充獨特，因而是不老實的平庸。
一個好的作者，他的靈魂里有音樂，他的作品也許在談論著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終聽到同一個旋律，因為這個旋律而認出他，記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韻律之中，因此能夠不斷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沒有自己的韻律的作家，他們唱不成調，唱得最好時是在模仿別人。
是否用自己獨特的語言說出一個真理，這不只是表達的問題，而是決定了說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許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用心靈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擁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無論他們怎樣重複所謂共同的真理，說出的始終是空洞的言辭而不是真理。
我們試圖通過寫作來把不可挽留的生活變成能夠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變成作品，我們所擁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復是生活了。
寫作與思考的關係——
有時候，寫作推動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艱難的思考過程。
較多的時候，寫作記錄思考。如果在記錄時基本未做修改，則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膚淺的。
最多的時候，寫作冒充思考。當然，這樣一來，同時也是在冒充寫作。
我當然不是一個脫俗到了拒絕名聲的人，但是，比名聲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須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個自由的空間，一種內在的從容和悠閒。唯有保持這樣一種內在狀態，我在寫作時才能真正品嘗到精神的快樂。無論什麼東西威脅到了我所珍惜的這種內在狀態，我只能堅決抵制。說到底，這也只是一種權衡利弊，一種自我保護罷了。
為自己寫作，也就是為每一個與自己面臨和思考著同樣問題的人寫作，這是我所能想像的為人類寫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
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裡。
寫作本來是最自由的行為，如果你自己不想寫，世上沒有人能夠強迫你非寫不可。對於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最讓我滿意的回答是：因為我喜歡。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寫。
我所說的獨立的讀者，是指那些不受媒體和輿論左右的人，他們只用自己的頭腦和心來閱讀，我的作品從來僅僅是訴諸他們的，我也僅僅看重他們的反應。
我寫作時會翻開別人的文字，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啟發，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自信。
對於表達的晦澀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論。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因為內容過於艱深而造成的晦澀，也有因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維混亂而造成的所謂晦澀。同樣，有蒙田、叔本華那樣的既富有洞見、又顯示了非凡語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內容蒼白、讓人一眼望見其淺薄的所謂明白。我相信，一個誠實的哲學家，無論思想多麼深刻複雜，總是願意在不損害表達準確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決不會把晦澀本身作為一種價值來追求和誇耀。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標準是看它的精神內涵，包括深度﹑廣度﹑創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讀懂。精神內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內涵好，在不損害這內涵的前提下，我認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給人以錯覺，譬如說，有的作品的確非常難懂，可是你一旦讀懂了，會發現它其實什麼也沒有說，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讀進去了，會發現其實離讀懂它還遠得很。
詩人從愛情中所能收穫到的果實不是幸福的家庭，而是藝術。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
詩寫感覺和心情。我們的感覺和心情常常是由具體的人和事引起的，其中哪些值得寫，哪些不值得寫，或者說，怎樣辨別它們有無藝術價值呢?我提出一個標準：倘若除去了具體的人和事，那些感覺和心情顯得更美了，就說明它們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種秘密，所以具有藝術感染力和藝術價值;相反，則說明它們只是與具體的人和事糾纏在一起的凡俗心理現象，僅對當事人具有日記的意義，在藝術上卻毫無價值。
我是在讀海涅的詩時想到這一點的。他的佳作都屬於前者，敗筆都屬於後者。
幼兒常常口吐妙語，但都隨風飄逝，沒有人長大後能夠回憶起來。等到在老師家長的教誨下開始寫分行的句子時，寫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發的寫詩也是始於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師家長的教誨，而是緣於自己的閱讀。最有意義的模仿不是對技巧的模仿，而是產生了一種衝動，渴望像正在閱讀的詩人那樣，用詩歌來說自己的心事。在這個時刻，一個可能的詩人誕生了。
很久不寫詩了。仔細想想，這是一種損失。寫詩會促使人更細膩地觀察眼前的景物，尋找最確切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感覺。一種景物，往往會喚起許多生動的比喻和象徵。不寫詩的人，語言的貧乏的，粗糙的，而這也導致了感覺的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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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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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尋找能夠把它說出來的語言，我常常覺得快要說出來了，但是一旦說了出來，卻發現仍然不是。
讀許多前人的書的時候，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曾經發生過同樣的情況。
那麼，世界的真理始終是處在快要說出來卻永遠沒有說出來的邊緣上了，而這就證明它確實是存在的。
對於寫作來說，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文字功夫是在這個過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錘鍊的。
因此，我主張寫自己真正熟悉的題材，自己確實體驗到的東西，不怕細小，但一定要真實。這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從容對付大的題材了。
海明威的啟發。寫景，要寫自己真正看到的，如此寫出的往往不華麗。那些寫得華麗的，其實是寫自己認為應該看到的，而非真正看到的，是用辭藻填補和掩飾自己的沒有看到。
托爾斯泰說：在平庸和矯情之間只有一條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矯情比平庸更可怕。據我看，矯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於它是平庸卻偏要冒充獨特，因而是不老實的平庸。
一個好的作者，他的靈魂里有音樂，他的作品也許在談論著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終聽到同一個旋律，因為這個旋律而認出他，記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韻律之中，因此能夠不斷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沒有自己的韻律的作家，他們唱不成調，唱得最好時是在模仿別人。
是否用自己獨特的語言說出一個真理，這不只是表達的問題，而是決定了說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許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用心靈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擁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無論他們怎樣重複所謂共同的真理，說出的始終是空洞的言辭而不是真理。
我們試圖通過寫作來把不可挽留的生活變成能夠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變成作品，我們所擁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復是生活了。
寫作與思考的關係——
有時候，寫作推動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艱難的思考過程。
較多的時候，寫作記錄思考。如果在記錄時基本未做修改，則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膚淺的。
最多的時候，寫作冒充思考。當然，這樣一來，同時也是在冒充寫作。
我當然不是一個脫俗到了拒絕名聲的人，但是，比名聲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須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個自由的空間，一種內在的從容和悠閒。唯有保持這樣一種內在狀態，我在寫作時才能真正品嘗到精神的快樂。無論什麼東西威脅到了我所珍惜的這種內在狀態，我只能堅決抵制。說到底，這也只是一種權衡利弊，一種自我保護罷了。
為自己寫作，也就是為每一個與自己面臨和思考著同樣問題的人寫作，這是我所能想像的為人類寫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
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裡。
寫作本來是最自由的行為，如果你自己不想寫，世上沒有人能夠強迫你非寫不可。對於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最讓我滿意的回答是：因為我喜歡。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寫。
我所說的獨立的讀者，是指那些不受媒體和輿論左右的人，他們只用自己的頭腦和心來閱讀，我的作品從來僅僅是訴諸他們的，我也僅僅看重他們的反應。
我寫作時會翻開別人的文字，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啟發，有時是為了獲得一種自信。
對於表達的晦澀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論。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因為內容過於艱深而造成的晦澀，也有因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維混亂而造成的所謂晦澀。同樣，有蒙田、叔本華那樣的既富有洞見、又顯示了非凡語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內容蒼白、讓人一眼望見其淺薄的所謂明白。我相信，一個誠實的哲學家，無論思想多麼深刻複雜，總是願意在不損害表達準確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決不會把晦澀本身作為一種價值來追求和誇耀。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標準是看它的精神內涵，包括深度﹑廣度﹑創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讀懂。精神內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內涵好，在不損害這內涵的前提下，我認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給人以錯覺，譬如說，有的作品的確非常難懂，可是你一旦讀懂了，會發現它其實什麼也沒有說，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讀進去了，會發現其實離讀懂它還遠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