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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優秀哲學教師的本事不在於讓學生接受他的見解,而在於讓學生受到他的薰陶,思想始終處於活躍的狀態。我對哲學課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學生領進哲學之門,使他們約略領悟到哲學的愛智魅力。但這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學教學的結果是南轅北轍,使學生聽見哲學一詞就頭痛,看見貼著哲學標籤的門就扭頭,其實那些門哪裡是通往哲學的呢。
對於任何學科的理論研究來說,哲學思考的能力都是重要的,它體現為一種超越學科界限的宏觀視野,一種從整體出發把握本學科中關鍵問題的領悟力。凡不具備相當的哲學悟性的人,是很難在任何領域成為大學者的。
這個道理在哲學研究領域中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一個不具備哲學思考能力的人,他所從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學研究,他不但不能以哲學的方式處理所面對的問題,甚至會把完全非哲學性質的問題選做自己的課題。
我自知沒有建構哲學新體系的能力。所謂建構新體系,應該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這種新思路在哲學史上或者不曾有過,或者僅僅只是萌芽。一個新體系的產生是哲學史上的一個事件,它改變了以往各個體系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作為整體的哲學史也發生了某種改變。如果沒有真正重要的創新,只是重複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組合,我認為毫無價值,不想為這種事耗費精力。
問:你是否打算建立自己的體系?
答:無此打算。首先是因為,我對此沒有興趣。其次,這是極大的冒險,據我所知,有許多人做過這種努力,但成功者寥寥無幾。我想我犯不著在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情上冒這麼大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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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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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兩個必備的要素,一是傳統,二是思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於人類精神傳統之中進行思考。
在市場經濟迅速推進的條件下,文化的一大部分被消費趣味支配,出現平庸化趨勢,這種情況不足為奇。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傳統方面有深厚的精神底蘊,它就仍能夠使其文化的核心不受損害,在世俗化潮流中引領精神文化的向上發展。但是,如果傳統本身具有強烈的實用品格,缺少抵擋世俗化潮流的精神資源,文化整體的狀況就堪憂了。這正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從前的精英在創造,在生活,人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今天的精英卻只是無休止地咀嚼著從前的精英所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
我相信,只要人類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決不會滅亡。不過,我無法否認,對於文化來說,一個娛樂至上的環境是最壞的環境,其惡劣甚於專制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嚴肅的精神活動都不被嚴肅地看待,人們不能容忍不是娛樂的文化,非把嚴肅化為娛樂不可,如果做不到,就乾脆把戲侮嚴肅當作一種娛樂。
甲骨文,金文,竹簡,羊皮紙,普通紙,電腦……書寫越來越方便了,於是文字泛濫,寫出的字也就越來越沒有價值了。
斯多噶派用理性指導人生,把哲學變成每一個人的內心生活,給靈魂帶來了寧靜和安慰。斯多噶派還用理性指導社會,把法律變成人間唯一的統治者,給西方政治帶來了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在西方精神史上,斯多噶派建立了兩個重要傳統,一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個人關注內在生活。
中國是否缺少了一個斯多噶派?
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真正的學術研究應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研究,具體地說,便是進入到所研究對象的問題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的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是否還留有未解決的疑點或難點,同一問題在思想史上和當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比較,等等。毫無疑問,要完成這樣的研究工作,必須兼具思想的洞見和學術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學者的社會使命不是關注當下的政治事務,而是在理論上闡明並且捍衛那些決定社會基本走向的恆久的一般原則。正如哈耶克所說,當一個學者這樣做時,就意味著他已經採取了某種明確的政治立場。我不反對一個學者在他自己認為必要時對當下某個政治問題表態,可是,如果他始終只做這種事,不再做系統紮實的理論研究,那麼,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政論家、時評家、記者、鬥士等等,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一個學者了。如果我們的學者都去這樣做,中國的政治生活也許會顯得比較熱鬧,但理論的貧乏必定使這種熱鬧流於表面和無效。學術的獨立並不表現為學者們頻頻發表政治見解,獨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學術,即建立起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正如自由主義傳統對於西方政治的影響所表明的,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對於政治現實的影響是長遠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轉的。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很看重學術界同行對他們的評價,以及他們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這一考慮在他們的課題選擇和工作計劃中發生著很重要的作用。我無意責備他們,但是,我的坐標與他們不同。我從來不面向學術界,尤其是當今這個極端功利的可憐的中國學術界。我不會離開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軌道去從事瑣細的或者時髦的學術研究。我所面對的是我的靈魂中的問題,並帶著這些問題去面對人類精神探索的歷史,從這一歷史中尋找解決我的問題的啟示。我不過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類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甚至不關心我在這個歷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麼,就更不會去關心在當今可憐的學術界占據什麼位置了。這便是我的謙虛和驕傲。
好的知識分子文化與好的大眾文化之間的距離,遠遠小於好的知識分子文化與壞的知識分子文化之間的距離。
有一些人的所謂做學問,不過是到處探聽消息,比如國外某個權威說了什麼話、發表了什麼文章之類。我不否認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的好處,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這裡,那就只是扮演了一個學術界的新聞記者的角色而已。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你也許會聽到各種蕪雜的消息,卻無法討論任何一個問題。
學術規範化的前提是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規則是在學術獨立的傳統中自發形成的,是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們之間的約定俗成。在學術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和時代,或者,在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的學者群體中,必定有這樣的學術規則在發生著作用。相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不存在,則無論人為地制定多少規則,都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規則。
對於任何學科的理論研究來說,哲學思考的能力都是重要的,它體現為一種超越學科界限的宏觀視野,一種從整體出發把握本學科中關鍵問題的領悟力。凡不具備相當的哲學悟性的人,是很難在任何領域成為大學者的。
這個道理在哲學研究領域中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一個不具備哲學思考能力的人,他所從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學研究,他不但不能以哲學的方式處理所面對的問題,甚至會把完全非哲學性質的問題選做自己的課題。
我自知沒有建構哲學新體系的能力。所謂建構新體系,應該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這種新思路在哲學史上或者不曾有過,或者僅僅只是萌芽。一個新體系的產生是哲學史上的一個事件,它改變了以往各個體系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作為整體的哲學史也發生了某種改變。如果沒有真正重要的創新,只是重複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組合,我認為毫無價值,不想為這種事耗費精力。
問:你是否打算建立自己的體系?
答:無此打算。首先是因為,我對此沒有興趣。其次,這是極大的冒險,據我所知,有許多人做過這種努力,但成功者寥寥無幾。我想我犯不著在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情上冒這麼大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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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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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兩個必備的要素,一是傳統,二是思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於人類精神傳統之中進行思考。
在市場經濟迅速推進的條件下,文化的一大部分被消費趣味支配,出現平庸化趨勢,這種情況不足為奇。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傳統方面有深厚的精神底蘊,它就仍能夠使其文化的核心不受損害,在世俗化潮流中引領精神文化的向上發展。但是,如果傳統本身具有強烈的實用品格,缺少抵擋世俗化潮流的精神資源,文化整體的狀況就堪憂了。這正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從前的精英在創造,在生活,人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今天的精英卻只是無休止地咀嚼著從前的精英所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
我相信,只要人類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決不會滅亡。不過,我無法否認,對於文化來說,一個娛樂至上的環境是最壞的環境,其惡劣甚於專制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嚴肅的精神活動都不被嚴肅地看待,人們不能容忍不是娛樂的文化,非把嚴肅化為娛樂不可,如果做不到,就乾脆把戲侮嚴肅當作一種娛樂。
甲骨文,金文,竹簡,羊皮紙,普通紙,電腦……書寫越來越方便了,於是文字泛濫,寫出的字也就越來越沒有價值了。
斯多噶派用理性指導人生,把哲學變成每一個人的內心生活,給靈魂帶來了寧靜和安慰。斯多噶派還用理性指導社會,把法律變成人間唯一的統治者,給西方政治帶來了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在西方精神史上,斯多噶派建立了兩個重要傳統,一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個人關注內在生活。
中國是否缺少了一個斯多噶派?
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真正的學術研究應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研究,具體地說,便是進入到所研究對象的問題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的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是否還留有未解決的疑點或難點,同一問題在思想史上和當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比較,等等。毫無疑問,要完成這樣的研究工作,必須兼具思想的洞見和學術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學者的社會使命不是關注當下的政治事務,而是在理論上闡明並且捍衛那些決定社會基本走向的恆久的一般原則。正如哈耶克所說,當一個學者這樣做時,就意味著他已經採取了某種明確的政治立場。我不反對一個學者在他自己認為必要時對當下某個政治問題表態,可是,如果他始終只做這種事,不再做系統紮實的理論研究,那麼,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政論家、時評家、記者、鬥士等等,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一個學者了。如果我們的學者都去這樣做,中國的政治生活也許會顯得比較熱鬧,但理論的貧乏必定使這種熱鬧流於表面和無效。學術的獨立並不表現為學者們頻頻發表政治見解,獨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學術,即建立起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正如自由主義傳統對於西方政治的影響所表明的,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對於政治現實的影響是長遠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轉的。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很看重學術界同行對他們的評價,以及他們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這一考慮在他們的課題選擇和工作計劃中發生著很重要的作用。我無意責備他們,但是,我的坐標與他們不同。我從來不面向學術界,尤其是當今這個極端功利的可憐的中國學術界。我不會離開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軌道去從事瑣細的或者時髦的學術研究。我所面對的是我的靈魂中的問題,並帶著這些問題去面對人類精神探索的歷史,從這一歷史中尋找解決我的問題的啟示。我不過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類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甚至不關心我在這個歷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麼,就更不會去關心在當今可憐的學術界占據什麼位置了。這便是我的謙虛和驕傲。
好的知識分子文化與好的大眾文化之間的距離,遠遠小於好的知識分子文化與壞的知識分子文化之間的距離。
有一些人的所謂做學問,不過是到處探聽消息,比如國外某個權威說了什麼話、發表了什麼文章之類。我不否認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的好處,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這裡,那就只是扮演了一個學術界的新聞記者的角色而已。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你也許會聽到各種蕪雜的消息,卻無法討論任何一個問題。
學術規範化的前提是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規則是在學術獨立的傳統中自發形成的,是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們之間的約定俗成。在學術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和時代,或者,在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的學者群體中,必定有這樣的學術規則在發生著作用。相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不存在,則無論人為地制定多少規則,都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