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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惟一證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於與他們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頭移向了我。他一邊到法院“作證”，一邊在《山西文學》上連續發表談話，有一期的醒目大標題是《余秋雨肯定是有問題》，據說這話是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對他說的，一下子把他們多年來對我的所謂“歷史問題”的誣陷責任，全部栽贓到了魏明倫先生一個人頭上。
魏明倫先生立即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朱某不得不發表了一份承認“嚴重失實”的道歉，但一轉身又在《山西文學》上以頭版頭條“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發表他與北京那個余某的兩次對話，這兩個人給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誕的政治結論，而且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那兩個蒼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來，他們覺得已經完全能夠控制法庭和媒體，因此徹底地有恃無恐了，充分地享受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狂歡。
他們還在不斷炫耀自己的有權勢背景。例如那個朱某發表了他與原中共深圳某工業區退休書記的談話，其中他對那位書記的諂媚、奉承、吹捧、歌頌，很少有怕羞的讀者能夠讀得下去。他又借那位書記之口，歪曲書記的原意，說巴金“不得好死”，並把這四個字用在標題上。那時，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過百歲壽辰。
聊可寬慰的是，這次他們暫時沒有對付巴金老人。我把他們朝我這邊引了一引，好讓中國讀者少看一次鞭撻百歲尊長的悽慘圖景。
我曾請教過兩位北京的法學家：我沒有收受過所謂“豪華別墅”的寸土片瓦，他們卻在國家的官方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謠誹謗，海外媒體大量轉載，結果反而是我敗訴，他們勝訴，中國的法律就這樣了嗎?
一位法學家說：“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問題。你有名，卻也只是一個外地的個體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來起訴政府主管的機關公務人員，也不摸一摸水淺水深……”
另一位法學家打斷他，說：“更可能是法學觀念上的問題。不少中國法官相信了一種時髦的說法，認為中國名人不夠成熟，因此法庭應該故意容忍一些誹謗，促使名人成熟。”
“百歲老人也不夠成熟嗎?”我問。
他們一愣，隨即苦笑了。
我隨即正色說了一段話 ：“中國名人確實不夠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國法律成熟。因為在名人受難的時代，法律沒有出現。法律重新下地走路，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事。當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幫人。”
有人說，不管是為巴金老人還是為了我們自己，都不必反駁那幫人。
美籍華人陳櫟之先生送來一副漂亮的對聯：
清雅之口，何必駁難無稽之談;
超世之筆，豈可描畫驅鬼之符。
我回答說：“他們當然不是我們的文化對手，卻是我們的生活空間。”
江汝祺教授在旁聽了一笑：“生活空間?你沒聽說大家都在進入虛擬空間嗎?假酒、假藥、假文憑、假記者層出不窮，盜版者敢於公開批判反盜版，造謠者敢於以造謠者的身份上電視，全都侃侃而談、笑容可掬。民眾已經適應他們，我們已經鬥不過他們。他們中有的人，已經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藝主管。說不定，他們不久以後還會發表文章，說你的叔叔並沒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還活著，住在格陵蘭島你的又一套豪華別墅里……”
“更麻煩的是巴金老人，”我接著他的口氣說，“過不了幾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否則他為什麼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館?”
我們邊說邊搖頭，是啊，到那時，真實的歷史都已埋進墓地，默然無聲。他們現在已經是法庭上的“惟一證人”，傳媒間真正的“公眾人物”，城市裡的“文藝主管”，到那時，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幾天之後的一個電話，稍稍喚回了我的一絲樂觀。
電話里傳來年輕的聲音 ：“余老師，您完全贏了!”
一問，原來是一群大學生在某省衛星電視裡看到我的兩個被告在信口放言。學生們在電話里你一言我一語地搶著說 ：“他們太掉份了。從衣著、口氣、手勢、站相、坐相，都沒法看，沒法聽。”
下一代心中的輸贏，在生命形態上。
這些孩子早就熱衷於虛擬空間裡的網路遊戲，但虛擬空間並不接受一切虛擬，反而能在高速變換的節奏中輕易地唾棄一切惡劣虛擬、低智虛擬、破陋虛擬，直接敏感生命的本體信號。
“你們聽清楚他們說什麼了嗎?”我問。
“聞到一股不好的氣味就應該立即掉頭，哪有心思去品味?”他們說。
他們竟然覺得，一個人的“氣味”比什麼都重要。也許，事情就這麼簡單。
下一代的這種態度，反倒有可能繞過歷史迷魂陣，直問天性、良知和審美直覺，從而留下人類最珍貴的一點東西。或許，這也可以算作歷史墓地邊的新世紀法庭?
我們不能對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許，但可以肯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會有興趣跟著去做歷史的盜墓賊、中國的新納粹。
這是我經歷多年考察後對中華文明整體路向建立的某種信心，廣大讀者都知道。
就在這種一直縹緲而搖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從上次摔跤後，他很少外出走動。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捧著保溫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樓。看到牆邊黑板報上有通知，居民委員會辦公室里在開一個老年人的會，他想去聽聽，便朝那裡走去。才幾步，又摔跤了。
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沒有起來。
對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時候。
我早就想過，我們做子女的無法決定父母親走的時間，卻可以努力讓他們走得放心。這些年見到爸爸身體日漸衰弱，我總把我和妻子的真實處境瞞著他，騙得他放心。現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回頭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壞。
他終於知道，我這些年是在罵聲中度過每一天的，年年都成為中國文化界被罵得最多的人。
那三個字，由祖母構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這片土地上什麼樣的閒夫走卒都能來咬一口、啄幾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訣。
爸爸一定會在冥冥中焦急地問：“他們究竟是誰?”
我會告訴他：“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確確實實養育了一個比較有‘人緣’的兒子，竟有那麼多人甘願抹黑了臉為他的生命行為作註解。因此，順帶又養活了那麼多人。”
這是普濟眾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為你誦經。
經曰：“菩提薩cuiy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 gui礙，無槃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這就是祖母念了一輩子的《心經》。
我把這一段的意譯為——
魏明倫先生立即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朱某不得不發表了一份承認“嚴重失實”的道歉，但一轉身又在《山西文學》上以頭版頭條“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發表他與北京那個余某的兩次對話，這兩個人給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誕的政治結論，而且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那兩個蒼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來，他們覺得已經完全能夠控制法庭和媒體，因此徹底地有恃無恐了，充分地享受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狂歡。
他們還在不斷炫耀自己的有權勢背景。例如那個朱某發表了他與原中共深圳某工業區退休書記的談話，其中他對那位書記的諂媚、奉承、吹捧、歌頌，很少有怕羞的讀者能夠讀得下去。他又借那位書記之口，歪曲書記的原意，說巴金“不得好死”，並把這四個字用在標題上。那時，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過百歲壽辰。
聊可寬慰的是，這次他們暫時沒有對付巴金老人。我把他們朝我這邊引了一引，好讓中國讀者少看一次鞭撻百歲尊長的悽慘圖景。
我曾請教過兩位北京的法學家：我沒有收受過所謂“豪華別墅”的寸土片瓦，他們卻在國家的官方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謠誹謗，海外媒體大量轉載，結果反而是我敗訴，他們勝訴，中國的法律就這樣了嗎?
一位法學家說：“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問題。你有名，卻也只是一個外地的個體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來起訴政府主管的機關公務人員，也不摸一摸水淺水深……”
另一位法學家打斷他，說：“更可能是法學觀念上的問題。不少中國法官相信了一種時髦的說法，認為中國名人不夠成熟，因此法庭應該故意容忍一些誹謗，促使名人成熟。”
“百歲老人也不夠成熟嗎?”我問。
他們一愣，隨即苦笑了。
我隨即正色說了一段話 ：“中國名人確實不夠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國法律成熟。因為在名人受難的時代，法律沒有出現。法律重新下地走路，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事。當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幫人。”
有人說，不管是為巴金老人還是為了我們自己，都不必反駁那幫人。
美籍華人陳櫟之先生送來一副漂亮的對聯：
清雅之口，何必駁難無稽之談;
超世之筆，豈可描畫驅鬼之符。
我回答說：“他們當然不是我們的文化對手，卻是我們的生活空間。”
江汝祺教授在旁聽了一笑：“生活空間?你沒聽說大家都在進入虛擬空間嗎?假酒、假藥、假文憑、假記者層出不窮，盜版者敢於公開批判反盜版，造謠者敢於以造謠者的身份上電視，全都侃侃而談、笑容可掬。民眾已經適應他們，我們已經鬥不過他們。他們中有的人，已經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藝主管。說不定，他們不久以後還會發表文章，說你的叔叔並沒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還活著，住在格陵蘭島你的又一套豪華別墅里……”
“更麻煩的是巴金老人，”我接著他的口氣說，“過不了幾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否則他為什麼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館?”
我們邊說邊搖頭，是啊，到那時，真實的歷史都已埋進墓地，默然無聲。他們現在已經是法庭上的“惟一證人”，傳媒間真正的“公眾人物”，城市裡的“文藝主管”，到那時，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幾天之後的一個電話，稍稍喚回了我的一絲樂觀。
電話里傳來年輕的聲音 ：“余老師，您完全贏了!”
一問，原來是一群大學生在某省衛星電視裡看到我的兩個被告在信口放言。學生們在電話里你一言我一語地搶著說 ：“他們太掉份了。從衣著、口氣、手勢、站相、坐相，都沒法看，沒法聽。”
下一代心中的輸贏，在生命形態上。
這些孩子早就熱衷於虛擬空間裡的網路遊戲，但虛擬空間並不接受一切虛擬，反而能在高速變換的節奏中輕易地唾棄一切惡劣虛擬、低智虛擬、破陋虛擬，直接敏感生命的本體信號。
“你們聽清楚他們說什麼了嗎?”我問。
“聞到一股不好的氣味就應該立即掉頭，哪有心思去品味?”他們說。
他們竟然覺得，一個人的“氣味”比什麼都重要。也許，事情就這麼簡單。
下一代的這種態度，反倒有可能繞過歷史迷魂陣，直問天性、良知和審美直覺，從而留下人類最珍貴的一點東西。或許，這也可以算作歷史墓地邊的新世紀法庭?
我們不能對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許，但可以肯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會有興趣跟著去做歷史的盜墓賊、中國的新納粹。
這是我經歷多年考察後對中華文明整體路向建立的某種信心，廣大讀者都知道。
就在這種一直縹緲而搖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從上次摔跤後，他很少外出走動。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捧著保溫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樓。看到牆邊黑板報上有通知，居民委員會辦公室里在開一個老年人的會，他想去聽聽，便朝那裡走去。才幾步，又摔跤了。
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沒有起來。
對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時候。
我早就想過，我們做子女的無法決定父母親走的時間，卻可以努力讓他們走得放心。這些年見到爸爸身體日漸衰弱，我總把我和妻子的真實處境瞞著他，騙得他放心。現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回頭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壞。
他終於知道，我這些年是在罵聲中度過每一天的，年年都成為中國文化界被罵得最多的人。
那三個字，由祖母構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這片土地上什麼樣的閒夫走卒都能來咬一口、啄幾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訣。
爸爸一定會在冥冥中焦急地問：“他們究竟是誰?”
我會告訴他：“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確確實實養育了一個比較有‘人緣’的兒子，竟有那麼多人甘願抹黑了臉為他的生命行為作註解。因此，順帶又養活了那麼多人。”
這是普濟眾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為你誦經。
經曰：“菩提薩cuiy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 gui礙，無槃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這就是祖母念了一輩子的《心經》。
我把這一段的意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