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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翻阿反大，沒有人能簡單回答，只能討論。錄音機亮著紅燈在桌子上無聲地轉動，我和加藤先生、楊晶女士三人越談越優心仲忡，不時地搖頭、嘆氣。確實很難輕鬆起來，只是我對中國的情況還比較樂觀。感謝《 朝日新聞》 帶來的刺激，使我可以把這些問題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這份日記，也應該在結束前稍稍整理一下這方面的思路。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偉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順、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回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討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裡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面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麼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污，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所不同的是，他們撥污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加藤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顛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麼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從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凶，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如果別.人來關口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那麼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制，由誰來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麼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制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於個人，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有〕 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 旅館
鐵鑄的覺悟者
我在新德里徘徊時間最長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處，那裡有一座以十三世紀的帝王庫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經斷下兩層。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經坍弛。
為什麼會在功傳里長時間地徘徊?因為我看到了在印度嚴峻對峙的三大宗教，在那裡有一種隱秘而有趣的互融關係。
先看塔。從建造的王朝看，當然是伊斯蘭建築，不會有疑問，而且基本林淞確實是伊斯蘭。但是，第一層人口朝北，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從飛機上看下來，它的橫截面是葵花形，這更是印度教的標記。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年的伊斯蘭統治者友善，特地在設計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統治者的不內行悄悄埋下了信號。但是，我沒有讀到當時統治者企圖實行宗教融合的資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種情況。不管什麼原因，它留下來了，儘管塔下的宗教衝突長年不斷，高塔自身卻在申述著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現已失去一個宗教場所的功能，只剩下幾座高高的石門和無數精美的石柱。一切塗飾已全部剝落，沒有塗飾的藝術構建一旦坍弛，必定會成為介乎天然與人工之間的存在，具有一種特別的力度。據介紹，這座清真寺是拆毀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廟建造的，其中僅印度教的寺廟就有二十多座。這當然是一種蠻橫的宗教侵凌，但時間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渾然難分，誰的語言都消滅了，誰的密碼又都已貯存。
細看那些石門石柱，那些刻畫、紋理，早已蒼老得不願嘮叨誰勝誰負，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罷了，都已被時間的手轟丈撫得毫無火氣。
站在這裡我想，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自相殘殺，如能預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許能變得互相客氣一點?就像兩個爭鬥了一輩子的對手都已老邁，步履艱難地在斜陽草樹間邂逅，應該有一些後悔?如果讓他們從頭來過，再活一輩子，情景將會如何?
世紀之交，就像讓各個文明重新轉世，理應都變得比前世更清醒一點。
在這個院子裡，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們近旁的一根鐵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徑，黑黑地不見太大氣勢，卻發出平靜而悠遠的金屬之光。
它是伊斯蘭王朝定都德里時從印度東部搬移過來的，這裡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實我在德里還見過另一個也被稱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盜立在一個古堡之上，從資料說明上看似乎比鐵柱更確切。當然阿育王熱心佛教，在位期間到處立柱建塔，多幾個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據科學測定，鐵柱鑄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應該是岌多王朝時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鑄一個鐵柱紀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斷月與王本是一個相當強蠻的君主，聽了佛理後蟠然醒悟，真可謂“立地成佛”，為佛教在印度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劃時代的巨大貢獻，結果也成了佛門偉人，廣受崇拜。連我家鄉浙江寧波，離印度那麼遠，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後期為躲避災禍曾在那裡停留過，感念殊深。不管是誰所立，為誰而立，這個鐵柱屬子佛教，應該沒有疑問。
但仔細一想，它還是保留了太多的疑問。我圍著它轉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曬雨淋之下怎麼通體沒有一個鏽斑?也許印度古代已有發達的鑄鐵技術，但如果說當時的合金構造已達到千年不鏽的水平則難於想像。還有，它到底是被哪個伊斯蘭王朝搬移到這裡來的?它顯而易見地保留著自己的宗教信號，為什麼會被另一個宗教的統治者供奉?… …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偉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順、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回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討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裡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面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麼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污，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所不同的是，他們撥污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加藤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顛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麼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從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凶，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如果別.人來關口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那麼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制，由誰來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麼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制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於個人，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有〕 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 旅館
鐵鑄的覺悟者
我在新德里徘徊時間最長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處，那裡有一座以十三世紀的帝王庫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經斷下兩層。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經坍弛。
為什麼會在功傳里長時間地徘徊?因為我看到了在印度嚴峻對峙的三大宗教，在那裡有一種隱秘而有趣的互融關係。
先看塔。從建造的王朝看，當然是伊斯蘭建築，不會有疑問，而且基本林淞確實是伊斯蘭。但是，第一層人口朝北，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從飛機上看下來，它的橫截面是葵花形，這更是印度教的標記。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年的伊斯蘭統治者友善，特地在設計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統治者的不內行悄悄埋下了信號。但是，我沒有讀到當時統治者企圖實行宗教融合的資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種情況。不管什麼原因，它留下來了，儘管塔下的宗教衝突長年不斷，高塔自身卻在申述著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現已失去一個宗教場所的功能，只剩下幾座高高的石門和無數精美的石柱。一切塗飾已全部剝落，沒有塗飾的藝術構建一旦坍弛，必定會成為介乎天然與人工之間的存在，具有一種特別的力度。據介紹，這座清真寺是拆毀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廟建造的，其中僅印度教的寺廟就有二十多座。這當然是一種蠻橫的宗教侵凌，但時間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渾然難分，誰的語言都消滅了，誰的密碼又都已貯存。
細看那些石門石柱，那些刻畫、紋理，早已蒼老得不願嘮叨誰勝誰負，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罷了，都已被時間的手轟丈撫得毫無火氣。
站在這裡我想，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自相殘殺，如能預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許能變得互相客氣一點?就像兩個爭鬥了一輩子的對手都已老邁，步履艱難地在斜陽草樹間邂逅，應該有一些後悔?如果讓他們從頭來過，再活一輩子，情景將會如何?
世紀之交，就像讓各個文明重新轉世，理應都變得比前世更清醒一點。
在這個院子裡，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們近旁的一根鐵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徑，黑黑地不見太大氣勢，卻發出平靜而悠遠的金屬之光。
它是伊斯蘭王朝定都德里時從印度東部搬移過來的，這裡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實我在德里還見過另一個也被稱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盜立在一個古堡之上，從資料說明上看似乎比鐵柱更確切。當然阿育王熱心佛教，在位期間到處立柱建塔，多幾個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據科學測定，鐵柱鑄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應該是岌多王朝時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鑄一個鐵柱紀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斷月與王本是一個相當強蠻的君主，聽了佛理後蟠然醒悟，真可謂“立地成佛”，為佛教在印度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劃時代的巨大貢獻，結果也成了佛門偉人，廣受崇拜。連我家鄉浙江寧波，離印度那麼遠，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後期為躲避災禍曾在那裡停留過，感念殊深。不管是誰所立，為誰而立，這個鐵柱屬子佛教，應該沒有疑問。
但仔細一想，它還是保留了太多的疑問。我圍著它轉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曬雨淋之下怎麼通體沒有一個鏽斑?也許印度古代已有發達的鑄鐵技術，但如果說當時的合金構造已達到千年不鏽的水平則難於想像。還有，它到底是被哪個伊斯蘭王朝搬移到這裡來的?它顯而易見地保留著自己的宗教信號，為什麼會被另一個宗教的統治者供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