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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說這個打坐檯是玄類坐過的，只說是後人的紀念性修築，這種說法有一種令人信賴的誠實。我開始相信他。
他還說，玄類不僅在這裡停駐過，還講過經。這一來我就長時間地賴在這個講經堂里不願離開了。講經堂分兩層，與中國式的廟宇有很大差別，全是泥磚建造，極其古樸。
爬上山坡後首頭五左入一個擁擠的底層，四周密密地排著一個個狹小的打坐間，中間廳堂里則分布著很多打坐檯，我們只能在打坐檯之間的彎曲夾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來，坐在中間打坐檯上的僧人，級別應該高一點，他們已經可以把個人小間裡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廣眾中來了。中間打坐檯也有大小，玄獎的紀念座屬於最大的一種。這一層的壁上還有很多破殘的佛像，全都屬於鍵陀羅系列，破殘的原因可能很多，不引卜斥其他宗教的破壞，但主要是年代久遠，自然風化。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並不堅實的石料雕成，這與希臘、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種材質上的遺憾。這是沒有辦法的，一種從兩河流域就開始的遺憾。
第二層才是真正講經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間間打坐聽經的小間，中間有一個寬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聽講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擁有四周小間的，都應該是高僧大德，這與底層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問露頂房舍，現在標寫著“浴室”, 當然誰也不會在莊嚴的講堂中央洗澡，那應該是講經者和呢並者用清水滌手的地方。
與講經堂一牆之隔，是飯廳和廚房。當年僧人們席地而坐，就著一個個方石墩用餐，石墩還留下四個。飯廳緊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現在已經乾涸的河流，隔河是.幾座坡勢平緩的山，據說當時米聽講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對面山坡上搭起一個個僧寮休息。
我們的玄獎，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樓的打坐檯上。待到有講經活動擴也能擁有樓上的一小間。偶爾，在眾人祟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講經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獎抵達鍵陀羅大約是公元六三O 年或稍遲，他是穿越什麼樣的艱難才到達這裡的，我們在《 大唐西域記》 里已經讀到過。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經歷且不必說，從大戈壁到達鍵陀羅，至少還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再翻越帕米爾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
這些山脈即便在今天裝備精良的登山運動員看來也是難於逾越的世界級天險，居然都讓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腳下。
當他看到這麼多鍵陀羅佛像的時候立即明白，已經到了“j 匕天竺”，愉悅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帶來的禮物如金銀、續絹分贈給這兒的寺廟，住了一陣，然後開始向印度的中部、東部、南部和西部進發。這裡是他長長喘了一口氣的休整處，這裡是他進人佛國聖地的第一站。
我在講經堂的上上下下反覆行走的時候，滿腦滿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著他當年的腳步和目光，很快就斷定，他一定想到了法顯。法顯比玄獎早二百多年已經到達過這裡，這位前代僧人的壯舉，一直是玄類萬里西行的動力。
法顯抵達鍵陀羅國是公元四O 二年.這從他的《 佛國記》 中可推算出來。法顯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然後也是翻過帕米爾高原到達這裡的。他比玄類更讓人驚訝的地方是，玄獎翻越帕米爾高原時是三十歲，而法顯已經六十七歲，法顯出現在鍵陀羅國時是六十八歲，而這裡僅僅是他考察印度河、恆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點。
考察完後，這位古稀老人還要到達今天的斯里蘭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亞，然後北上回國，那時已經七十九歲。從八十歲開始，他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並寫作旅行記《 佛國記》 ，直至八十六歲去世。
這位把彪炳史冊的壯舉放在六十五歲之後的老人，實在是月寸人類的年齡障礙作了一次最徹底的挑戰。
站在鍵陀羅遺址中，我真為中國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使他們保持了文字記述的習慣，為歷史留下了《 佛國記》 和《 大唐西域記》 。現在，國歷史學家也承認，沒有中國人的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簡直難於梳理。甚至連印度史，也要借這些旅行記來修訂。
記得我和孟廣美小姐坐在塞卡普遺址間聊天時，她曾奇怪，為什麼這些融匯多種文明的浮雕中沒有中華文明的信息?我說，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太高，海路又太遠，中華文明在公元前與這一帶的關係確實還沒有認真建立，但你可知道這些遺址是靠什麼發現的?靠玄類的《 大唐西域記》 和法顯的《 佛國記》 。
中國人的來到雖然晚了一點，但用準確的文字記載填補了這裡的歷史，指點了這裡的蘊藏，復活了這裡的遺蹟。中國人終究沒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蘭堅，夜宿從川iott 旅館
遠行的人們
在健陀羅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笑的足跡，我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歷險考察的長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像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明確無誤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刀劍揮酒千里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抱著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娜矽卜的智慧。我們與他們在鍵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f 門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獎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實際上是插入了異國他鄉的歷史，那麼，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
他還說，玄類不僅在這裡停駐過，還講過經。這一來我就長時間地賴在這個講經堂里不願離開了。講經堂分兩層，與中國式的廟宇有很大差別，全是泥磚建造，極其古樸。
爬上山坡後首頭五左入一個擁擠的底層，四周密密地排著一個個狹小的打坐間，中間廳堂里則分布著很多打坐檯，我們只能在打坐檯之間的彎曲夾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來，坐在中間打坐檯上的僧人，級別應該高一點，他們已經可以把個人小間裡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廣眾中來了。中間打坐檯也有大小，玄獎的紀念座屬於最大的一種。這一層的壁上還有很多破殘的佛像，全都屬於鍵陀羅系列，破殘的原因可能很多，不引卜斥其他宗教的破壞，但主要是年代久遠，自然風化。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並不堅實的石料雕成，這與希臘、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種材質上的遺憾。這是沒有辦法的，一種從兩河流域就開始的遺憾。
第二層才是真正講經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間間打坐聽經的小間，中間有一個寬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聽講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擁有四周小間的，都應該是高僧大德，這與底層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問露頂房舍，現在標寫著“浴室”, 當然誰也不會在莊嚴的講堂中央洗澡，那應該是講經者和呢並者用清水滌手的地方。
與講經堂一牆之隔，是飯廳和廚房。當年僧人們席地而坐，就著一個個方石墩用餐，石墩還留下四個。飯廳緊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現在已經乾涸的河流，隔河是.幾座坡勢平緩的山，據說當時米聽講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對面山坡上搭起一個個僧寮休息。
我們的玄獎，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樓的打坐檯上。待到有講經活動擴也能擁有樓上的一小間。偶爾，在眾人祟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講經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獎抵達鍵陀羅大約是公元六三O 年或稍遲，他是穿越什麼樣的艱難才到達這裡的，我們在《 大唐西域記》 里已經讀到過。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經歷且不必說，從大戈壁到達鍵陀羅，至少還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再翻越帕米爾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
這些山脈即便在今天裝備精良的登山運動員看來也是難於逾越的世界級天險，居然都讓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腳下。
當他看到這麼多鍵陀羅佛像的時候立即明白，已經到了“j 匕天竺”，愉悅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帶來的禮物如金銀、續絹分贈給這兒的寺廟，住了一陣，然後開始向印度的中部、東部、南部和西部進發。這裡是他長長喘了一口氣的休整處，這裡是他進人佛國聖地的第一站。
我在講經堂的上上下下反覆行走的時候，滿腦滿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著他當年的腳步和目光，很快就斷定，他一定想到了法顯。法顯比玄獎早二百多年已經到達過這裡，這位前代僧人的壯舉，一直是玄類萬里西行的動力。
法顯抵達鍵陀羅國是公元四O 二年.這從他的《 佛國記》 中可推算出來。法顯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然後也是翻過帕米爾高原到達這裡的。他比玄類更讓人驚訝的地方是，玄獎翻越帕米爾高原時是三十歲，而法顯已經六十七歲，法顯出現在鍵陀羅國時是六十八歲，而這裡僅僅是他考察印度河、恆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點。
考察完後，這位古稀老人還要到達今天的斯里蘭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亞，然後北上回國，那時已經七十九歲。從八十歲開始，他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並寫作旅行記《 佛國記》 ，直至八十六歲去世。
這位把彪炳史冊的壯舉放在六十五歲之後的老人，實在是月寸人類的年齡障礙作了一次最徹底的挑戰。
站在鍵陀羅遺址中，我真為中國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使他們保持了文字記述的習慣，為歷史留下了《 佛國記》 和《 大唐西域記》 。現在，國歷史學家也承認，沒有中國人的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簡直難於梳理。甚至連印度史，也要借這些旅行記來修訂。
記得我和孟廣美小姐坐在塞卡普遺址間聊天時，她曾奇怪，為什麼這些融匯多種文明的浮雕中沒有中華文明的信息?我說，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太高，海路又太遠，中華文明在公元前與這一帶的關係確實還沒有認真建立，但你可知道這些遺址是靠什麼發現的?靠玄類的《 大唐西域記》 和法顯的《 佛國記》 。
中國人的來到雖然晚了一點，但用準確的文字記載填補了這裡的歷史，指點了這裡的蘊藏，復活了這裡的遺蹟。中國人終究沒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蘭堅，夜宿從川iott 旅館
遠行的人們
在健陀羅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笑的足跡，我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歷險考察的長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像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明確無誤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刀劍揮酒千里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抱著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娜矽卜的智慧。我們與他們在鍵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f 門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獎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實際上是插入了異國他鄉的歷史，那麼，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