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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種東西能阻止良知的復甦，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夢遊。智能夢遊一旦開始就進入自己狹小的邏輯坑道，坑道外的風景看不到，邏輯外的道義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著這一步，著魔一樣走下去。任何復甦都需要驚醒、打斷、脫離，布萊希特為了防止戲劇觀眾進入迷迷糊糊的夢遊狀態就用過這種辦法，以求觀眾能獲得理性復甦，但生活中缺少布萊希特，很難把夢遊者驚醒、打斷、脫離。這個罪犯(敘述至此我們已經無法再稱他為教師了)正是進入了這種狀態。也許覺得自己的行為不應解釋為殺人而只是把一個半死的孩子稍稍往前推了一步，也許暗喜自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了，也許對自己害怕的孩子家長還心存惱怒，他居然順著邪惡的慣性投入了盤算，而一進入盤算，他的興奮機制就被調動起來了。他想，我既然已經化繁為簡，為何不進一步化害為利呢?腦子一轉，他便製造了孩子還活著而只是被綁架的假象，向孩子的家長進行敲詐。一想到這場假綁票的種種技術性環節，種種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戰術，他的大腦神經被充分調動起來，其它問題什麼也想不到了。
綁票本是一場極為複雜的智能角逐，何況是假綁票，此人在這場角逐中機敏得像泥鰍一樣，以一種夢遊者才有的敏感快速作出多種反應，但反應再快也沒有醒過。最後，當警方嚴陣以待的時候，他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大學講台上悠然講了八年課，直至最後落網。在這八年中他醒過沒有?不得而知，但即使醒過也來不及了。
夢魘，也可稱之為"鬼打牆"。世上許多聰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還和那堵"牆"的出現有關，那堵"牆"就是智能。智能使他們產生一種依靠感和隱蔽感，像一個瞎子摸著一道牆根朝前走，不見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為甚。
那麼，在這處處講究智能的世界裡，該如何來識別和對待各種各樣的聰明人呢?
我想，一個人最值得珍視的是仁慈的天性，這遠比聰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應該通過艱苦修煉來叩擊良知;如果連良知也叩擊不出來，那就要以長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規矩;如果連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愚鈍和木訥了;如果他居然頗具智能，又很有決斷，那就需要警覺，因為這樣的人時時有可能進入一種可怖的夢魘，並把這種夢魘帶給別人。應該發現這樣的人，並且儘量將他們安置在高人手下，成為一種技術性的存在，避免讓他們獨自在空曠寂靜的地方，作出關及他人命運的行為選擇。這也是為他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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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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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帶
我已就綁匪的一張紙條，寫了兩篇文章。剛剛擱筆，又產生了一個聯想，再續一篇。但要說的話，與綁匪已經沒有太大關係了。
我們已經分析過，那張紙條上寥寥十九個字，足可證明綁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文化水平很高"這樣的評語加給一個綁匪，相信會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悅。他們會說："這算什麼文化水平?至多是技術性的文化細節罷了。文化的力量，在於整體組合，在於價值選擇，在於人文方向!"
朋友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恕我直言，他們這是面對一個兇惡的綁匪，力圖劃一條明確的界限，才被激發起來的。在平日，他們大多也會把技術性的文化細節和整體性的文化定位混為一談。
這便是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至今說不明白為什麼技術性的文化細節會在中國文化中取得如此優越的地位，並成為一個"文化敏感帶"。大概是歷代統治者故意要用這種方法把一個個文化人都變成呆子和傻子吧，因為只有把大腦消耗在瘋狂的記憶過程和重複的匠藝操作中，才會從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創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統治者們實施這一陰謀的可靠證據。
照理，這一切早就應該過去了。不要說現今已經到了電腦時代，即便再早幾十年，出版事業已經暢達，工具書隨手可得，中國文化人早就該轉換自己的敏感系統，去想一點真正有意思的大問題了。然而遺憾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想借用一些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個實例程度最輕，基本上屬於正常範疇，但也已經讓人有點消受不住。有一年，我們聘請幾個退休教授，對目前正在開課的青年教師進行聽課評分。沒想到幾輪下來，評分結果和我們平日了解的情況正恰相反，於是便急急調查。通過調查終於明白，原來有兩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師講課時對某些詞語讀音的標準與否，當作了評分的主要標準。評分表後面加了一份長長的附錄，全是一個個發音的正誤對比。然而問題是，發音很標準的幾位青年教師，講課質量之差，幾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講的邊緣，這次卻得了高分;相反，幾位公認的優秀青年教師，由於普通話不太標準，評分極慘。
"身為教師，發音的標準至關重要!"這是退休教授的意見，好像並不錯，但事實上已造成了一種根本性的顛倒。
這是一件小事，但這種以技術性細節顛倒整體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個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種違背人類良知的文化觀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對，而如果用錯了一個典故，則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後者，因此只對後者敏感。
第二個實例特殊一點，就發生在前幾年。一個戲曲作者，認為導演把他的劇本改壞了，要在報刊上予以揭露，構成了一個事件。揭露了什麼呢?試舉一例：戲曲作者原來寫的一句唱詞中有"牛女迢迢"這幾個字，導演覺得用"牛女"來簡稱牛郎、織女，不僅文理欠暢，而且當代觀眾聽不懂，於是隨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戲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樣改破壞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劇場裡聽到這個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體觀眾的嘲諷目光全都對準了我，一時真如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鑽下去。
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這樣的話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國文人為什麼一遇到技術性的細節問題就會變得如此誇張和作態?好像在這些瑣屑不堪的問題上埋藏著一個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榮，因此非如此高聲表白不可。平仄問題，即使在詩詞寫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個大詩人都會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況，現在戲曲劇場連最起碼的觀眾數字都維持不了，怎麼會有觀眾因一兩個字的平仄問題而怒視作者?而這個作者，又何以知名到這個地步，居然能使全場觀眾僅僅從後腦勺就認出他來?但是，這種荒誕之極的想像居然可以當作真事公開發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當作一個什麼事件哄鬧起來。由此可知，中國文化的這一部位已經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離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邏輯控制。
綁票本是一場極為複雜的智能角逐，何況是假綁票，此人在這場角逐中機敏得像泥鰍一樣，以一種夢遊者才有的敏感快速作出多種反應，但反應再快也沒有醒過。最後，當警方嚴陣以待的時候，他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大學講台上悠然講了八年課，直至最後落網。在這八年中他醒過沒有?不得而知，但即使醒過也來不及了。
夢魘，也可稱之為"鬼打牆"。世上許多聰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還和那堵"牆"的出現有關，那堵"牆"就是智能。智能使他們產生一種依靠感和隱蔽感，像一個瞎子摸著一道牆根朝前走，不見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為甚。
那麼，在這處處講究智能的世界裡，該如何來識別和對待各種各樣的聰明人呢?
我想，一個人最值得珍視的是仁慈的天性，這遠比聰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應該通過艱苦修煉來叩擊良知;如果連良知也叩擊不出來，那就要以長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規矩;如果連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愚鈍和木訥了;如果他居然頗具智能，又很有決斷，那就需要警覺，因為這樣的人時時有可能進入一種可怖的夢魘，並把這種夢魘帶給別人。應該發現這樣的人，並且儘量將他們安置在高人手下，成為一種技術性的存在，避免讓他們獨自在空曠寂靜的地方，作出關及他人命運的行為選擇。這也是為他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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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帶
我已就綁匪的一張紙條，寫了兩篇文章。剛剛擱筆，又產生了一個聯想，再續一篇。但要說的話，與綁匪已經沒有太大關係了。
我們已經分析過，那張紙條上寥寥十九個字，足可證明綁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文化水平很高"這樣的評語加給一個綁匪，相信會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悅。他們會說："這算什麼文化水平?至多是技術性的文化細節罷了。文化的力量，在於整體組合，在於價值選擇，在於人文方向!"
朋友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恕我直言，他們這是面對一個兇惡的綁匪，力圖劃一條明確的界限，才被激發起來的。在平日，他們大多也會把技術性的文化細節和整體性的文化定位混為一談。
這便是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至今說不明白為什麼技術性的文化細節會在中國文化中取得如此優越的地位，並成為一個"文化敏感帶"。大概是歷代統治者故意要用這種方法把一個個文化人都變成呆子和傻子吧，因為只有把大腦消耗在瘋狂的記憶過程和重複的匠藝操作中，才會從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創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統治者們實施這一陰謀的可靠證據。
照理，這一切早就應該過去了。不要說現今已經到了電腦時代，即便再早幾十年，出版事業已經暢達，工具書隨手可得，中國文化人早就該轉換自己的敏感系統，去想一點真正有意思的大問題了。然而遺憾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想借用一些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個實例程度最輕，基本上屬於正常範疇，但也已經讓人有點消受不住。有一年，我們聘請幾個退休教授，對目前正在開課的青年教師進行聽課評分。沒想到幾輪下來，評分結果和我們平日了解的情況正恰相反，於是便急急調查。通過調查終於明白，原來有兩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師講課時對某些詞語讀音的標準與否，當作了評分的主要標準。評分表後面加了一份長長的附錄，全是一個個發音的正誤對比。然而問題是，發音很標準的幾位青年教師，講課質量之差，幾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講的邊緣，這次卻得了高分;相反，幾位公認的優秀青年教師，由於普通話不太標準，評分極慘。
"身為教師，發音的標準至關重要!"這是退休教授的意見，好像並不錯，但事實上已造成了一種根本性的顛倒。
這是一件小事，但這種以技術性細節顛倒整體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個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種違背人類良知的文化觀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對，而如果用錯了一個典故，則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後者，因此只對後者敏感。
第二個實例特殊一點，就發生在前幾年。一個戲曲作者，認為導演把他的劇本改壞了，要在報刊上予以揭露，構成了一個事件。揭露了什麼呢?試舉一例：戲曲作者原來寫的一句唱詞中有"牛女迢迢"這幾個字，導演覺得用"牛女"來簡稱牛郎、織女，不僅文理欠暢，而且當代觀眾聽不懂，於是隨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戲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樣改破壞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劇場裡聽到這個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體觀眾的嘲諷目光全都對準了我，一時真如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鑽下去。
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這樣的話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國文人為什麼一遇到技術性的細節問題就會變得如此誇張和作態?好像在這些瑣屑不堪的問題上埋藏著一個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榮，因此非如此高聲表白不可。平仄問題，即使在詩詞寫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個大詩人都會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況，現在戲曲劇場連最起碼的觀眾數字都維持不了，怎麼會有觀眾因一兩個字的平仄問題而怒視作者?而這個作者，又何以知名到這個地步，居然能使全場觀眾僅僅從後腦勺就認出他來?但是，這種荒誕之極的想像居然可以當作真事公開發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當作一個什麼事件哄鬧起來。由此可知，中國文化的這一部位已經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離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邏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