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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量中常常成不了勝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紀我們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暗礁,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魘卻缺乏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魘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於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迴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制隱密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密又能適當地把隱密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里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德.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裡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制體制下看並不荒唐.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只聽後代皇帝,那麼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毀棄,意味著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乾脆利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裡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麼我會把他記得那麼牢.
馮道原在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面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只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只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答到:"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痴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
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象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拼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系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只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側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制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做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象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上層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制隱密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密又能適當地把隱密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里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德.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裡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制體制下看並不荒唐.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只聽後代皇帝,那麼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毀棄,意味著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乾脆利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裡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麼我會把他記得那麼牢.
馮道原在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面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只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只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答到:"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痴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
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象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拼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系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只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側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制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做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象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上層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