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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所謂全城的嘲諷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薩爾茨堡懂得音樂，知道自己養育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薩爾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個偉大的音樂生命，為何如此拙於情感選擇?一個撼人的精神系統，為何陷落於連常人都能很快發現的邪惡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無知如何通達藝術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內心創傷為何未曾在樂曲中有點滴流露?他怎麼有可能在剛剛聽過最低俗的家務責難後轉而彈奏出世間最華美的樂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麼抖抖瑟瑟地寫出了那些卑謙乞討的字句?……
一般民眾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來試圖解讀大師，他們的思維依據是日常的行為圖譜。
其實這是解讀不了大師的，因為大師們主要活動在另外一個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個天域，就能解讀嗎?未必。薩爾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對莫扎特的困惑，卻傳來了晚年歌德的聲音：
莫扎特現象是十八世紀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連歌德也承認永遠無法理解，更何況區區薩爾茨堡。
我這次來，聽他們引述最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問答。對此，他們更加覺得光榮，又更加覺得難解：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
答：意味著不能再聽莫扎特。
這一切，無疑大大地加重了薩爾茨堡的思維負擔。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六
一座素來調皮笑鬧的城市，只是由於一個人的出生和離去，陡然加添如許深沉，我不知道這對薩爾茨堡的普通市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面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扎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大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也使高層文化失去應有身份。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塌，失落了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問題。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如此。為此，我反倒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但是話又說回來，也只有文化大師的出現，才能夠讓一座城市快速地從整體上擺脫平庸和無聊，然後再在新高度上討論挽救世俗文化的問題。如果永遠以平庸對世俗，全然是泥途荒灘，千年徘徊，只能是群體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個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灘的山樑。翻過這道山樑，一切都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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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的書架 余秋雨
連載：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從洪堡大學的主樓出來，發現馬路斜對面是圖書館，便覺得應該去看看。
圖書館靠馬路的一邊，有一個石鋪的小廣場，我正待越過，卻看見有幾個行人停步低頭在看地下，也就走了過去。地下石塊上刻了幾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請邊上的一位觀看者翻譯成英文。原來石塊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納粹思想驅使的學生，在這裡燒毀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石塊的另一半刻的是：
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海涅
就在這塊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塊厚玻璃，低頭探望，底下是書庫一角，四壁全是劫燒過後的空書架。
我不知道這是當年真實的地下書庫，還是後人為紀念那個事件所設計的一個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種，看了都讓人震撼。心與書架一樣空了，隨即又被揪緊。反覆地從四個方向看仔細了，再移步過來把海涅的那句話重讀一遍。
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門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也是一種坦陳：燒書的是我們自己的學生，一切文化的毀損行為，都有文化的名義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對這裡過於信任!
這便是大學的良心。
由燒書不能不想到中國的"文革"。那樣的空書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出現過，而且比這裡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銘記、警示和坦陳。這一次出發前曾與國內一些朋友一起嘆息"文革"才過去二十幾年，它的真相卻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亂搓捏和改寫。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起因就在於人們遲遲不敢用堅實而透明的方法把災難的史跡保存下來。
對於重要的歷史，任何掩飾的後果只能是歪曲。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釋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後一部歷史又很容易製造新的災難。要想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裎於後代子孫眼前。
可以想像，一切剛剛考入洪堡大學的各國學生都會來看看學校的圖書館，還沒進門就發現了這塊銘石，這個窗口。他們似懂非懂，注視半晌，然後進入書庫，俯仰今天的書架。他們中的部分人也許會由此去研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史，即使不去研讀，絕大多數人也會對今天社會上一切討伐文化的行為產生警惕。這些行為未必是燒書，現在連德國境內的"新納粹"也不再燒書，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號下的毀損，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義下的恐怖，而這些又經常與學生們的青春活力和爭鬥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這塊銘石，這個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學的第一師訓，首項校規，不容輕視，無可辯駁，鑿石埋地，銘誓對天。
就這樣，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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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難辯 余秋雨
連載：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份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做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但是，普通人沒有失態的勇氣，只能靠酒來遮蓋和幫助。只是這種幫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態常常變成出醜。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哀，維持慣性不行，失態出醜也不行。那就只能權衡輕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況下天天慣性，特殊機遇中自我放縱。
啤酒節，讓這種自我放縱變成了群體公約，於是成了連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對的特殊機遇。
我在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中邊走邊想，雖然還沒來得及搶到一杯啤酒，卻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薩爾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個偉大的音樂生命，為何如此拙於情感選擇?一個撼人的精神系統，為何陷落於連常人都能很快發現的邪惡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無知如何通達藝術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內心創傷為何未曾在樂曲中有點滴流露?他怎麼有可能在剛剛聽過最低俗的家務責難後轉而彈奏出世間最華美的樂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麼抖抖瑟瑟地寫出了那些卑謙乞討的字句?……
一般民眾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來試圖解讀大師，他們的思維依據是日常的行為圖譜。
其實這是解讀不了大師的，因為大師們主要活動在另外一個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個天域，就能解讀嗎?未必。薩爾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對莫扎特的困惑，卻傳來了晚年歌德的聲音：
莫扎特現象是十八世紀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連歌德也承認永遠無法理解，更何況區區薩爾茨堡。
我這次來，聽他們引述最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問答。對此，他們更加覺得光榮，又更加覺得難解：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
答：意味著不能再聽莫扎特。
這一切，無疑大大地加重了薩爾茨堡的思維負擔。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六
一座素來調皮笑鬧的城市，只是由於一個人的出生和離去，陡然加添如許深沉，我不知道這對薩爾茨堡的普通市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面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扎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大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也使高層文化失去應有身份。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塌，失落了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問題。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如此。為此，我反倒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但是話又說回來，也只有文化大師的出現，才能夠讓一座城市快速地從整體上擺脫平庸和無聊，然後再在新高度上討論挽救世俗文化的問題。如果永遠以平庸對世俗，全然是泥途荒灘，千年徘徊，只能是群體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個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灘的山樑。翻過這道山樑，一切都不再一樣。
/* 39 */
空空的書架 余秋雨
連載：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從洪堡大學的主樓出來，發現馬路斜對面是圖書館，便覺得應該去看看。
圖書館靠馬路的一邊，有一個石鋪的小廣場，我正待越過，卻看見有幾個行人停步低頭在看地下，也就走了過去。地下石塊上刻了幾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請邊上的一位觀看者翻譯成英文。原來石塊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納粹思想驅使的學生，在這裡燒毀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石塊的另一半刻的是：
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海涅
就在這塊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塊厚玻璃，低頭探望，底下是書庫一角，四壁全是劫燒過後的空書架。
我不知道這是當年真實的地下書庫，還是後人為紀念那個事件所設計的一個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種，看了都讓人震撼。心與書架一樣空了，隨即又被揪緊。反覆地從四個方向看仔細了，再移步過來把海涅的那句話重讀一遍。
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門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也是一種坦陳：燒書的是我們自己的學生，一切文化的毀損行為，都有文化的名義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對這裡過於信任!
這便是大學的良心。
由燒書不能不想到中國的"文革"。那樣的空書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出現過，而且比這裡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銘記、警示和坦陳。這一次出發前曾與國內一些朋友一起嘆息"文革"才過去二十幾年，它的真相卻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亂搓捏和改寫。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起因就在於人們遲遲不敢用堅實而透明的方法把災難的史跡保存下來。
對於重要的歷史，任何掩飾的後果只能是歪曲。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釋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後一部歷史又很容易製造新的災難。要想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裎於後代子孫眼前。
可以想像，一切剛剛考入洪堡大學的各國學生都會來看看學校的圖書館，還沒進門就發現了這塊銘石，這個窗口。他們似懂非懂，注視半晌，然後進入書庫，俯仰今天的書架。他們中的部分人也許會由此去研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史，即使不去研讀，絕大多數人也會對今天社會上一切討伐文化的行為產生警惕。這些行為未必是燒書，現在連德國境內的"新納粹"也不再燒書，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號下的毀損，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義下的恐怖，而這些又經常與學生們的青春活力和爭鬥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這塊銘石，這個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學的第一師訓，首項校規，不容輕視，無可辯駁，鑿石埋地，銘誓對天。
就這樣，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 40 */
有口難辯 余秋雨
連載：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份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做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但是，普通人沒有失態的勇氣，只能靠酒來遮蓋和幫助。只是這種幫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態常常變成出醜。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哀，維持慣性不行，失態出醜也不行。那就只能權衡輕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況下天天慣性，特殊機遇中自我放縱。
啤酒節，讓這種自我放縱變成了群體公約，於是成了連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對的特殊機遇。
我在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中邊走邊想，雖然還沒來得及搶到一杯啤酒，卻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