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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始終認為，評價中國文化，探討向西方文化學習這樣的大問題，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必須把眼光放遠，必須把全人類的歷史發展放在眼中，更必須特別重視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觀。我是主張人類文化產生多元論的。人類文化絕不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單獨創造出來的。法西斯分子有過這種論調，他們是別有用心的。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對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恐怕是一個歷史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貢獻又不完全一樣。有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對周圍的民族或國家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積之既久，形成了一個文化圈或文化體系。根據我個人的看法，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總共形成了四個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一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在這四個文化圈內各有一個主導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個民族或國家又是互相學習的。在各個文化圈之間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關係。這種相互學習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文化交流。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文化交流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前進。
倘若我們從更大的宏觀上來探討，我們就能發現，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東方”在這裡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謂第三世界。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相學習的關係。僅就目前來看，統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文化，歐洲史學家早有這個觀點，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里，從世界歷史全局出發，共發現了23個或26個文化(湯因比稱之為社會或者文明)：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又可以分為拜占庭和俄羅斯兩個東正教)、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遠東社會(又可以分為中國和朝鮮、日本兩部分)、古希臘社會、敘利亞社會、古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印度河流域社會、蘇末社會、西臺社會、巴比倫社會、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瑪雅社會、黃河流域古代中國文明以前的商代社會。
湯因比明確反對只有一個社會——西方社會這一種文明統一的理論。他認為這是“誤入歧途”，是一個“錯誤”。雖然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經西化了，其他的社會(文明)大體上仍然維持著本來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這一條。
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3)
湯因比在本書的許多地方，另外在自己其他著作，比如《文明經受著考驗》(沈輝等譯，1988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明發展有四步驟：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在《文明經受著考驗》第10～11頁，他提到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提到了斯賓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歷史研究》的結尾處，第429～430頁，他寫道：
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現他所搜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顯然已經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了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為什麼忽然不行了呢?為什麼現在竟會出現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麼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裡，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麼都不行，自己什麼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闢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於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並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於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於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徵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衝的理所當然地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義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馬約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製《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聖澤有《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赫蒼璧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
倘若我們從更大的宏觀上來探討，我們就能發現，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東方”在這裡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謂第三世界。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相學習的關係。僅就目前來看，統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文化，歐洲史學家早有這個觀點，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里，從世界歷史全局出發，共發現了23個或26個文化(湯因比稱之為社會或者文明)：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又可以分為拜占庭和俄羅斯兩個東正教)、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遠東社會(又可以分為中國和朝鮮、日本兩部分)、古希臘社會、敘利亞社會、古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印度河流域社會、蘇末社會、西臺社會、巴比倫社會、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瑪雅社會、黃河流域古代中國文明以前的商代社會。
湯因比明確反對只有一個社會——西方社會這一種文明統一的理論。他認為這是“誤入歧途”，是一個“錯誤”。雖然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經西化了，其他的社會(文明)大體上仍然維持著本來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這一條。
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3)
湯因比在本書的許多地方，另外在自己其他著作，比如《文明經受著考驗》(沈輝等譯，1988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明發展有四步驟：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在《文明經受著考驗》第10～11頁，他提到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提到了斯賓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歷史研究》的結尾處，第429～430頁，他寫道：
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現他所搜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顯然已經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了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為什麼忽然不行了呢?為什麼現在竟會出現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麼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裡，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麼都不行，自己什麼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闢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於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並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於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於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徵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衝的理所當然地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義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馬約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製《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聖澤有《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赫蒼璧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