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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里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布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里，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里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5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勛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鍊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里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鬨鬨，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里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里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布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里，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里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5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勛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鍊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里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鬨鬨，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里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