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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6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10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淒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10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11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平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38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40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6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10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淒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10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11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平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38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40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