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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7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里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40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6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50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4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3個年級，12個班，4個國文教員，每人教3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3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3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3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3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160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7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里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40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6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50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4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3個年級，12個班，4個國文教員，每人教3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3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3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3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3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160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