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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 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 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占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占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60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 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 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占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占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60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