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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們，“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力極大，驕縱恣肆，貪贓枉法，無所不至。在這一類人中，好東西大概極少，否則包公和海瑞等絕不會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個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見他們的日子並不好過。據說明朝的大臣上朝時在笏板上夾帶一點鶴頂紅，一旦皇恩浩蕩，欽賜極刑，連忙用舌尖舔一點鶴頂紅，立即涅槃，落得一個全屍。可見這一批人的日子也並不好過，談不到什麼完滿的人生。
至於我輩平頭老百姓，日子就更難過了。建國前後，不能說沒有區別，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會說“對不起”了，代之以對罵，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難免買到假冒偽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氣，誰能說，我們的人生多是完滿的呢?
再說到我們這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一生中就難得過上幾天好日子。只一個“考”字，就能讓你談“考”色變。“考”者，考試也。在舊社會科舉時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要上進，只有科舉一途，你只需讀一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盡致地了解到科舉的情況。以周進和范進為代表的那一批舉人進士，其窘態難道還不能讓你膽戰心驚，啼笑皆非嗎?
現在我們運氣好，得生於新社會中。然而那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考，考，考，變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運仍然難免，現代知識分子落到這一張密而不漏的天網中，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的人生還談什麼完滿呢?
災難並不限於知識分子，“人人有一本難念的經”。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這是一個“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對己對人都有好處。對己，可以不煩不躁;對人，可以互相諒解。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1998年8月20日
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
端正對待不同意見(我在這裡指的只是學術上不同的意見)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中國古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可見此事自古已然。
我對於學術上不同的觀點，最初也不夠冷靜。仔細檢查自己內心的活動，不冷靜的原因絕不是什麼面子問題，而是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並不真正全面地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觀點，自己心裡十分彆扭，簡直是堵得難受，所以才不能冷靜。
最近若干年來，自己在這方面有了進步。首先，我認為，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是正常的現象，正如人與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相同。要求別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樣，是一廂情願、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麼離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處的。採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至於有人無理攻擊，也用不著真正地生氣。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裡不用“敵人”這個詞，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最後，我還認為，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么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它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梁任公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學者的態度。最近我編《東西文化議論集》時，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請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盤托出，然後再把反對我的意見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編入書中，讓讀者自己去鑑別分析。我對廣大的讀者是充分相信的，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如果我採用與此相反的方式：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制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開真理越來越遠了。中國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頗為不少。我前些時候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嗎?》。我的結論是：在有些時候，真理越辨(辯)越糊塗。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在發怪論，我其實是有感而發的。
1997年
走運與倒霉
走運與倒霉，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絕對對立的兩個概念。世人無不想走運，而絕不想倒霉。
其實，這兩件事是有密切聯繫的，互相依存的，互為因果的。說極端了，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經發現了。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老子的“福”就是走運，他的“禍”就是倒霉。
走運有大小之別，倒霉也有大小之別，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運越大，則倒的霉也越慘，二者之間成正比。中國有一句俗話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動地說明了這種關係。
吾輩小民，過著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著吃、喝、拉、撒、睡;操持著柴、米、油、鹽、醬、醋、茶。有時候難免走點小運，有的是主動爭取來的，有的是時來運轉，好運從天上掉下來的。高興之餘，不過喝上二兩二鍋頭，飄飄然一陣了事。但有時又難免倒點小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沒有人去爭取倒霉的，倒霉以後，也不過心裡鬱悶幾天，對老婆孩子發點小脾氣，轉瞬就過去了。
但是，歷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們，他們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個地區、一個行當的安危。他們得意時，比如打了一個大勝仗，或者倒賣房地產、炒股票，發了一筆大財，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自以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兩二鍋頭了得!然而一旦失敗，不是自刎烏江，就是從摩天高樓跳下，“而今安在哉!”
從歷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歷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霉則走不了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 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的這個總帳，後來並沒有改變。漢以後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後，才寫出了震古鑠今的傑作。像韓愈、蘇軾、李清照、李後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從來沒有過狀元宰相成為大文學家的。
至於我輩平頭老百姓，日子就更難過了。建國前後，不能說沒有區別，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會說“對不起”了，代之以對罵，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難免買到假冒偽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氣，誰能說，我們的人生多是完滿的呢?
再說到我們這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一生中就難得過上幾天好日子。只一個“考”字，就能讓你談“考”色變。“考”者，考試也。在舊社會科舉時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要上進，只有科舉一途，你只需讀一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盡致地了解到科舉的情況。以周進和范進為代表的那一批舉人進士，其窘態難道還不能讓你膽戰心驚，啼笑皆非嗎?
現在我們運氣好，得生於新社會中。然而那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考，考，考，變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運仍然難免，現代知識分子落到這一張密而不漏的天網中，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的人生還談什麼完滿呢?
災難並不限於知識分子，“人人有一本難念的經”。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這是一個“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對己對人都有好處。對己，可以不煩不躁;對人，可以互相諒解。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1998年8月20日
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
端正對待不同意見(我在這裡指的只是學術上不同的意見)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中國古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可見此事自古已然。
我對於學術上不同的觀點，最初也不夠冷靜。仔細檢查自己內心的活動，不冷靜的原因絕不是什麼面子問題，而是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並不真正全面地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觀點，自己心裡十分彆扭，簡直是堵得難受，所以才不能冷靜。
最近若干年來，自己在這方面有了進步。首先，我認為，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是正常的現象，正如人與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相同。要求別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樣，是一廂情願、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麼離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處的。採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至於有人無理攻擊，也用不著真正地生氣。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裡不用“敵人”這個詞，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最後，我還認為，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么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它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梁任公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學者的態度。最近我編《東西文化議論集》時，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請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盤托出，然後再把反對我的意見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編入書中，讓讀者自己去鑑別分析。我對廣大的讀者是充分相信的，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如果我採用與此相反的方式：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制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開真理越來越遠了。中國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頗為不少。我前些時候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嗎?》。我的結論是：在有些時候，真理越辨(辯)越糊塗。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在發怪論，我其實是有感而發的。
1997年
走運與倒霉
走運與倒霉，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絕對對立的兩個概念。世人無不想走運，而絕不想倒霉。
其實，這兩件事是有密切聯繫的，互相依存的，互為因果的。說極端了，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經發現了。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老子的“福”就是走運，他的“禍”就是倒霉。
走運有大小之別，倒霉也有大小之別，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運越大，則倒的霉也越慘，二者之間成正比。中國有一句俗話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動地說明了這種關係。
吾輩小民，過著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著吃、喝、拉、撒、睡;操持著柴、米、油、鹽、醬、醋、茶。有時候難免走點小運，有的是主動爭取來的，有的是時來運轉，好運從天上掉下來的。高興之餘，不過喝上二兩二鍋頭，飄飄然一陣了事。但有時又難免倒點小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沒有人去爭取倒霉的，倒霉以後，也不過心裡鬱悶幾天，對老婆孩子發點小脾氣，轉瞬就過去了。
但是，歷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們，他們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個地區、一個行當的安危。他們得意時，比如打了一個大勝仗，或者倒賣房地產、炒股票，發了一筆大財，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自以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兩二鍋頭了得!然而一旦失敗，不是自刎烏江，就是從摩天高樓跳下，“而今安在哉!”
從歷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歷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霉則走不了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 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的這個總帳，後來並沒有改變。漢以後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後，才寫出了震古鑠今的傑作。像韓愈、蘇軾、李清照、李後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從來沒有過狀元宰相成為大文學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