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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郁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澹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就連篇累牘地報導,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占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裡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霉。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占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占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占巴黎以後,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著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遊,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消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剛三歲,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後來讀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看到戰火蔓延之廣,雙方搏鬥之激烈,傷亡人數之多,財產損失之重,我總想像,這樣大的大事開始時一定是驚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達十八層地獄,無不震動,無不驚恐,才合乎情理。現在,我竟有幸親身經歷了規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傷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戲,開端竟是這樣平淡無奇。事後追思,真頗有點失望不過癮的感覺了。

  然而怪事還在後面。

  戰爭既已打響,不管人們多麼淡漠,總希望聽到進一步的消息:是前進了呢?是後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沒有。23日沒有,24日沒有,25日沒有,26日沒有,27日仍然沒有。到了28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東戰線的消息,一點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軍不十分得手。”隱含幸災樂禍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個禮拜之後,到了又一個禮拜日29日,廣播卻突如其來地活潑,一個早晨就播送了八個“特別廣播”:德軍已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個“特別廣播”報告一個重大勝利。一直表現淡漠的德國人,震動起來了,他們如瘋似的,山呼“萬歲”。而我則氣得內心暴跳如雷。一聽特別廣播,神經就極度緊張,渾身發抖,沒有辦法,就用雙手堵住耳朵,心裡數著一、二、三、四等等,數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廣播恐已結束;然而一鬆手,廣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時我心中熱血沸騰,直衝腦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30日的日記里寫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會進瘋人院。”

  我的失眠症從此進入嚴重的階段了。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

  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布: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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