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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郁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澹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就連篇累牘地報導，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占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裡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霉。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占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占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占巴黎以後，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著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遊，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消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剛三歲，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後來讀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看到戰火蔓延之廣，雙方搏鬥之激烈，傷亡人數之多，財產損失之重，我總想像，這樣大的大事開始時一定是驚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達十八層地獄，無不震動，無不驚恐，才合乎情理。現在，我竟有幸親身經歷了規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傷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戲，開端竟是這樣平淡無奇。事後追思，真頗有點失望不過癮的感覺了。
然而怪事還在後面。
戰爭既已打響，不管人們多麼淡漠，總希望聽到進一步的消息：是前進了呢?是後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沒有。23日沒有，24日沒有，25日沒有，26日沒有，27日仍然沒有。到了28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東戰線的消息，一點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軍不十分得手。”隱含幸災樂禍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個禮拜之後，到了又一個禮拜日29日，廣播卻突如其來地活潑，一個早晨就播送了八個“特別廣播”：德軍已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個“特別廣播”報告一個重大勝利。一直表現淡漠的德國人，震動起來了，他們如瘋似的，山呼“萬歲”。而我則氣得內心暴跳如雷。一聽特別廣播，神經就極度緊張，渾身發抖，沒有辦法，就用雙手堵住耳朵，心裡數著一、二、三、四等等，數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廣播恐已結束;然而一鬆手，廣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時我心中熱血沸騰，直衝腦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30日的日記里寫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會進瘋人院。”
我的失眠症從此進入嚴重的階段了。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
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布：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郁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澹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就連篇累牘地報導，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占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裡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霉。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占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占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占巴黎以後，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著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遊，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消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剛三歲，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後來讀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看到戰火蔓延之廣，雙方搏鬥之激烈，傷亡人數之多，財產損失之重，我總想像，這樣大的大事開始時一定是驚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達十八層地獄，無不震動，無不驚恐，才合乎情理。現在，我竟有幸親身經歷了規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傷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戲，開端竟是這樣平淡無奇。事後追思，真頗有點失望不過癮的感覺了。
然而怪事還在後面。
戰爭既已打響，不管人們多麼淡漠，總希望聽到進一步的消息：是前進了呢?是後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沒有。23日沒有，24日沒有，25日沒有，26日沒有，27日仍然沒有。到了28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東戰線的消息，一點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軍不十分得手。”隱含幸災樂禍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個禮拜之後，到了又一個禮拜日29日，廣播卻突如其來地活潑，一個早晨就播送了八個“特別廣播”：德軍已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個“特別廣播”報告一個重大勝利。一直表現淡漠的德國人，震動起來了，他們如瘋似的，山呼“萬歲”。而我則氣得內心暴跳如雷。一聽特別廣播，神經就極度緊張，渾身發抖，沒有辦法，就用雙手堵住耳朵，心裡數著一、二、三、四等等，數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廣播恐已結束;然而一鬆手，廣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時我心中熱血沸騰，直衝腦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30日的日記里寫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會進瘋人院。”
我的失眠症從此進入嚴重的階段了。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
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布：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