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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談的有關章士釗的情況，遠遠不止這一點。為了為賢者諱，我在這裡就講這一些。在將近二年的時間內，她講丈夫的故事，不知講了多少遍，有時候繪形繪聲，講得瑣細生動之至。這對章用當然更是刺激。他雖然照常是沉默不語，然而眉頭卻蹙得更加厲害了。
就這樣，章伯母歡迎我們到她家去，我自己也願意去看一看這一位簡單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聽他談一些問題。他母親說，我一去，章用就好像變了一個人，臉上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這時，老太太顯然也高興了起來，立刻拿點心，沏龍井茶，還多半要留我吃飯，嘴裡一方面講章士釗，一方面忙前忙後，忙得不可開交。我同章用談論什麼問題，也談得興致正濃。有幾次，在這樣談話的間隙中，忽然聽到樓外雷聲如擂鼓。從樓頂上的小玻璃窗子裡看出去，天空陰雲翻滾，東面山上的叢林被亂雲封住，迷成一片，頗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們談興不減，稍一注意，就聽到大雨敲窗的聲音。
這樣美好的時光並不很長，可能只有1936年一個夏天。一轉到1937年，章家的國內經濟來源出了問題，無力供給在德、英、意三個國家的孩子讀書和生活。他們決定，章用先回國去探聽探聽。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此時，我同龍丕炎就承擔了照看老太太的責任。我們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裡一起吃午飯。每天見面時，老太太照例氣喘吁吁地說：“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大事。吃過午飯，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後來，章用從國內來了信：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章用不能回來了，要老太太也立刻回國。我們於是又幫她退房子，收拾東西，辦護照，買車船票，忙成一團。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還並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們幫她挑選“標準相”，回國後好送給新聞記者。
老太太終於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長達六七年的生活也終於結束了。章用在德國苦讀了六七年，最終也沒有能再回德國來，沒有能取得博士學位。從此以後，我同他們母子都沒有能再見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學教書，抗戰軍興，到處播遷，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寫詩。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儘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只剩下我這個受他重託的人還活在人間。綜觀章用一生，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落落寡合的人，一個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這個同他僅僅有一年多交誼的人，看做自己惟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現在茫茫人世，芸芸眾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了。我愈來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懸隔，欲哭無淚，“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恐怕我要抱恨終天了。悲夫!
漢學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換期滿了，是我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然而，國內“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占領，我斷了退路，就同漢學研究所發生了關係。
這個所的歷史，我不清楚，我從來也沒有想去研究過。漢學雖然也屬於東方學的範疇，但並不在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內，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座大樓裡面。樓前有一個大草坪，蓋滿綠草，有許多株參天的古橡樹。整個建築顯得古穆堂皇，頗有一點氣派。一進樓門，有極其寬敞高大的過廳，樓梯也是極寬極高，是用木頭建成的。這裡不見什麼人，但是打掃得也是油光鋥亮。研究所在二樓，有七八間大房子，一間所長辦公室，一間課堂，其餘全是藏書室和閱覽室。這裡藏書之富頗令我吃驚。在這幾間大房子裡，書架從地板一直高達天花板，全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中國書和日本出版的漢籍，占絕大多數，也有幾架西文書。裡面頗有一些珍貴的古本，我記得有幾種明版的小說，即使放在國內圖書館中，也得算做善本書。其中是否有海內孤本，因為我對此道並非行家裡手，不敢亂說。這些書是怎樣到哥廷根來的，我也沒有打聽。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帶回去的。
所長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蘇台德人，在感情上與其說他是德國人，毋寧說他是捷克人。他反對法西斯，自是意內事。我到哥廷根後不久，章用就帶我來看過哈隆。在過去二年內，我們有一些來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動跟我談這個問題，問我願意不願意留下。我已是有家歸不得，正愁沒有辦法。他的建議自然使我喜出望外，於是交換期一滿，我立即受命為漢文講師。原來我到漢學研究所來是做客，現在我也算是這裡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為人親切和藹，比我約長二十多歲。我到研究所後，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韋伯樓去學習，我的據點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當了講師，就有授課的任務，授課地點就在漢學研究所內，我到這裡來的機會就多了起來，同哈隆和他夫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我們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說是忘年交吧。哈隆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漢學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他對中國古代文獻，比如《老子》、《莊子》之類，是有很高的造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頗有一些極其精闢的見解。他對古代西域史地鑽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士林。他非常關心圖書室的建設。聞名歐洲的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不收藏漢文典籍，所有的漢文書都集中在漢學研究所內。購買漢文書籍的錢好像也由他來支配。我曾經替他寫過不少的信，給中國北平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許多舊書店，訂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也確實源源不斷地越過千山萬水，寄到研究所內。我曾特別從國內訂購虎皮宣，給這些線裝書寫好書籤，貼在上面。結果是整架的藍封套上都貼上了黃色小條，黃藍相映，閃出了異樣的光芒，給這個研究所增添了無量光彩。
因為哈隆教授在國際漢學界廣有名聲，他同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有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里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就這樣，章伯母歡迎我們到她家去，我自己也願意去看一看這一位簡單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聽他談一些問題。他母親說，我一去，章用就好像變了一個人，臉上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這時，老太太顯然也高興了起來，立刻拿點心，沏龍井茶，還多半要留我吃飯，嘴裡一方面講章士釗，一方面忙前忙後，忙得不可開交。我同章用談論什麼問題，也談得興致正濃。有幾次，在這樣談話的間隙中，忽然聽到樓外雷聲如擂鼓。從樓頂上的小玻璃窗子裡看出去，天空陰雲翻滾，東面山上的叢林被亂雲封住，迷成一片，頗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們談興不減，稍一注意，就聽到大雨敲窗的聲音。
這樣美好的時光並不很長，可能只有1936年一個夏天。一轉到1937年，章家的國內經濟來源出了問題，無力供給在德、英、意三個國家的孩子讀書和生活。他們決定，章用先回國去探聽探聽。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此時，我同龍丕炎就承擔了照看老太太的責任。我們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裡一起吃午飯。每天見面時，老太太照例氣喘吁吁地說：“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大事。吃過午飯，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後來，章用從國內來了信：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章用不能回來了，要老太太也立刻回國。我們於是又幫她退房子，收拾東西，辦護照，買車船票，忙成一團。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還並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們幫她挑選“標準相”，回國後好送給新聞記者。
老太太終於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長達六七年的生活也終於結束了。章用在德國苦讀了六七年，最終也沒有能再回德國來，沒有能取得博士學位。從此以後，我同他們母子都沒有能再見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學教書，抗戰軍興，到處播遷，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寫詩。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儘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只剩下我這個受他重託的人還活在人間。綜觀章用一生，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落落寡合的人，一個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這個同他僅僅有一年多交誼的人，看做自己惟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現在茫茫人世，芸芸眾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了。我愈來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懸隔，欲哭無淚，“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恐怕我要抱恨終天了。悲夫!
漢學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換期滿了，是我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然而，國內“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占領，我斷了退路，就同漢學研究所發生了關係。
這個所的歷史，我不清楚，我從來也沒有想去研究過。漢學雖然也屬於東方學的範疇，但並不在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內，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座大樓裡面。樓前有一個大草坪，蓋滿綠草，有許多株參天的古橡樹。整個建築顯得古穆堂皇，頗有一點氣派。一進樓門，有極其寬敞高大的過廳，樓梯也是極寬極高，是用木頭建成的。這裡不見什麼人，但是打掃得也是油光鋥亮。研究所在二樓，有七八間大房子，一間所長辦公室，一間課堂，其餘全是藏書室和閱覽室。這裡藏書之富頗令我吃驚。在這幾間大房子裡，書架從地板一直高達天花板，全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中國書和日本出版的漢籍，占絕大多數，也有幾架西文書。裡面頗有一些珍貴的古本，我記得有幾種明版的小說，即使放在國內圖書館中，也得算做善本書。其中是否有海內孤本，因為我對此道並非行家裡手，不敢亂說。這些書是怎樣到哥廷根來的，我也沒有打聽。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帶回去的。
所長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蘇台德人，在感情上與其說他是德國人，毋寧說他是捷克人。他反對法西斯，自是意內事。我到哥廷根後不久，章用就帶我來看過哈隆。在過去二年內，我們有一些來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動跟我談這個問題，問我願意不願意留下。我已是有家歸不得，正愁沒有辦法。他的建議自然使我喜出望外，於是交換期一滿，我立即受命為漢文講師。原來我到漢學研究所來是做客，現在我也算是這裡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為人親切和藹，比我約長二十多歲。我到研究所後，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韋伯樓去學習，我的據點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當了講師，就有授課的任務，授課地點就在漢學研究所內，我到這裡來的機會就多了起來，同哈隆和他夫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我們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說是忘年交吧。哈隆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漢學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他對中國古代文獻，比如《老子》、《莊子》之類，是有很高的造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頗有一些極其精闢的見解。他對古代西域史地鑽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士林。他非常關心圖書室的建設。聞名歐洲的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不收藏漢文典籍，所有的漢文書都集中在漢學研究所內。購買漢文書籍的錢好像也由他來支配。我曾經替他寫過不少的信，給中國北平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許多舊書店，訂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也確實源源不斷地越過千山萬水，寄到研究所內。我曾特別從國內訂購虎皮宣，給這些線裝書寫好書籤，貼在上面。結果是整架的藍封套上都貼上了黃色小條，黃藍相映，閃出了異樣的光芒，給這個研究所增添了無量光彩。
因為哈隆教授在國際漢學界廣有名聲，他同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有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里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