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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我也照常上課，這些課也都是順利的。
專就博士論文而論，這是學位考試至關重要的一項工作。教授看學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過論文。德國大學對論文要求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已經待了六七年，學位始終拿不到，關鍵就在於論文。章用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姓葉的留學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運。我的論文，題目定下來以後，我積極寫作，到了1940年，已經基本寫好。瓦爾德施米特從軍期間，西克也對我加以指導。他回家休假，我就把論文送給他看。我自己不會打字，幫我打字的是邁耶(Meyer)家的大女兒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子。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為梵文字母拉丁文轉寫，符號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須坐在旁邊，才不致出錯。9月13日，論文打完。事前已經得到瓦爾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論文交給文學院長戴希格雷貝爾(Deichgrber)教授。德國規矩，院長安排口試的日期，而院長則由最年輕的正教授來擔任。戴希格雷貝爾是希臘文、拉丁文教授，是剛被提升為正教授的。按規矩本應該三個系同時口試。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爾(Roeder)卻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試時，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語言學，英文以後再補。我這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早晨5點就醒來。心裡只是想到口試，再也睡不著。7點起來，吃過早點，又胡亂看了一陣書，心裡極慌。
9點半到大學辦公處去。走在路上，像待決的囚徒。10點多開始口試。Prof.Waldschmidt(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先問，只有Prof.Deichgrber(戴希格雷貝爾教授)坐在旁邊。Prof.Braun(布勞恩教授)隨後才去。主科進行得異常順利。但當Prof.Braun開始問的時候，他讓我預備的全沒問到。我心裡大慌。他的問題極簡單，簡直都是常識。但我還不能思維，頗呈慌張之像。
12點下來，心裡極難過。此時，及格不及格倒不成問題了。
我考試考了一輩子，沒想到在這最後一次考試時，自己竟會這樣慌張。第二天的日記：
心緒極亂。自己的論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認為極好，就連Prof.Krause也認為難得，滿以為可以作一個很好的考試;但昨天俄文口試實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問，問的全非我所預備的。到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極難過。
這可以說是昨天情緒的餘波。但是當天晚上：
7點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請我過節(羨林按：指聖誕節)。飄著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裡只是想到昨天考試的結果，我一定要問他一問。一進門，他就向我恭喜，說我的論文是sehrgut(優)，印度學(Indologie)sehrgut，斯拉夫語言也是sehrgut。這實在出我意料，心裡對Prof.Braun發生了無窮的感激。他的兒子先拉提琴，隨後吃飯。吃完把耶誕樹上的蠟燭都點上，喝酒，吃點心，胡亂談一氣。10點半回家，心裡仍然想到考試的事情。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爾教授病癒出院，補英文口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也參加了，我又得了一個sehrgut。連論文加口試，共得了四個sehrgut。我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告慰我親愛的祖國，也可以告慰母親在天之靈了。博士考試一幕就此結束。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當時頗引起了一點轟動。轟動主要來自Prof.Krause(克勞澤教授)。他是一位蜚聲世界的比較語言學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雙目失明，但有驚人的記憶力，過耳不忘，像照相機那樣準確無誤。他能掌握幾十種古今的語言，北歐幾種語言，他都能說。上課前，只需別人給他念一遍講稿，他就能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講上兩個小時。他也跟西克教授學過吐火羅語，他的大著(《西吐火羅語語法》)，被公認為能夠跟西克、西格靈(Siegling)、舒爾策(Schulze)的吐羅火語語法媲美。他對我的博士論文中關於語尾--mathe的一段附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因為據說在古希臘文中有類似的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記中有下列一段話：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賀我的考試，又說：Prof.Krause對我的論又讚不絕口，關於Endungmatha(動詞語尾matha)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立刻抄了出來，說不定從這裡還可以得到有趣的發明。這些話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我雖然也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這樣一來，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第二部分
第11節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2)
關於口試和論文，就寫這樣多。因為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所以寫多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們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有時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時候又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即。有時候熠熠閃光，有時候又晦暗不明。這使得我時而興會淋漓，時而又垂頭喪氣。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現在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國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歸。適逢1942年德國政府承認了南京漢奸汪記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被迫撤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惟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
專就博士論文而論，這是學位考試至關重要的一項工作。教授看學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過論文。德國大學對論文要求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已經待了六七年，學位始終拿不到，關鍵就在於論文。章用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姓葉的留學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運。我的論文，題目定下來以後，我積極寫作，到了1940年，已經基本寫好。瓦爾德施米特從軍期間，西克也對我加以指導。他回家休假，我就把論文送給他看。我自己不會打字，幫我打字的是邁耶(Meyer)家的大女兒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子。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為梵文字母拉丁文轉寫，符號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須坐在旁邊，才不致出錯。9月13日，論文打完。事前已經得到瓦爾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論文交給文學院長戴希格雷貝爾(Deichgrber)教授。德國規矩，院長安排口試的日期，而院長則由最年輕的正教授來擔任。戴希格雷貝爾是希臘文、拉丁文教授，是剛被提升為正教授的。按規矩本應該三個系同時口試。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爾(Roeder)卻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試時，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語言學，英文以後再補。我這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早晨5點就醒來。心裡只是想到口試，再也睡不著。7點起來，吃過早點，又胡亂看了一陣書，心裡極慌。
9點半到大學辦公處去。走在路上，像待決的囚徒。10點多開始口試。Prof.Waldschmidt(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先問，只有Prof.Deichgrber(戴希格雷貝爾教授)坐在旁邊。Prof.Braun(布勞恩教授)隨後才去。主科進行得異常順利。但當Prof.Braun開始問的時候，他讓我預備的全沒問到。我心裡大慌。他的問題極簡單，簡直都是常識。但我還不能思維，頗呈慌張之像。
12點下來，心裡極難過。此時，及格不及格倒不成問題了。
我考試考了一輩子，沒想到在這最後一次考試時，自己竟會這樣慌張。第二天的日記：
心緒極亂。自己的論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認為極好，就連Prof.Krause也認為難得，滿以為可以作一個很好的考試;但昨天俄文口試實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問，問的全非我所預備的。到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極難過。
這可以說是昨天情緒的餘波。但是當天晚上：
7點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請我過節(羨林按：指聖誕節)。飄著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裡只是想到昨天考試的結果，我一定要問他一問。一進門，他就向我恭喜，說我的論文是sehrgut(優)，印度學(Indologie)sehrgut，斯拉夫語言也是sehrgut。這實在出我意料，心裡對Prof.Braun發生了無窮的感激。他的兒子先拉提琴，隨後吃飯。吃完把耶誕樹上的蠟燭都點上，喝酒，吃點心，胡亂談一氣。10點半回家，心裡仍然想到考試的事情。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爾教授病癒出院，補英文口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也參加了，我又得了一個sehrgut。連論文加口試，共得了四個sehrgut。我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告慰我親愛的祖國，也可以告慰母親在天之靈了。博士考試一幕就此結束。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當時頗引起了一點轟動。轟動主要來自Prof.Krause(克勞澤教授)。他是一位蜚聲世界的比較語言學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雙目失明，但有驚人的記憶力，過耳不忘，像照相機那樣準確無誤。他能掌握幾十種古今的語言，北歐幾種語言，他都能說。上課前，只需別人給他念一遍講稿，他就能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講上兩個小時。他也跟西克教授學過吐火羅語，他的大著(《西吐火羅語語法》)，被公認為能夠跟西克、西格靈(Siegling)、舒爾策(Schulze)的吐羅火語語法媲美。他對我的博士論文中關於語尾--mathe的一段附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因為據說在古希臘文中有類似的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記中有下列一段話：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賀我的考試，又說：Prof.Krause對我的論又讚不絕口，關於Endungmatha(動詞語尾matha)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立刻抄了出來，說不定從這裡還可以得到有趣的發明。這些話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我雖然也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這樣一來，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第二部分
第11節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2)
關於口試和論文，就寫這樣多。因為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所以寫多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們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有時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時候又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即。有時候熠熠閃光，有時候又晦暗不明。這使得我時而興會淋漓，時而又垂頭喪氣。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現在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國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歸。適逢1942年德國政府承認了南京漢奸汪記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被迫撤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惟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