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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鬨鬨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
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瞭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50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50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雲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馨”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50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寫畢
第51章 回憶陳寅恪先生 (1)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65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
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瞭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50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50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雲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馨”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50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寫畢
第51章 回憶陳寅恪先生 (1)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65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