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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這個名稱，始見於唐代。當時書院就已有私人辦與官方辦兩類。在最初，書院還僅僅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還不是真正的教育機構。清代詩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寫道：“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創建的書院，《全唐詩》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這些也只是私人讀書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源於廬山國學，人稱白鹿國庠，地址在江西廬山，為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陸游的《南唐書》中就有關於廬山國學的記載。總起來看，聚眾講學的書院形成於五代末期。有人認為，中國的書院源於東漢的“精舍”或者“精廬”，實則兩者並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但還沒有充足的力量來興辦學校，於是私人書院應運而起。廬山國學或白鹿國庠，發展為白鹿洞書院。除白鹿洞書院外，接著有很多書院相繼創建，包括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和唯陽書院等，時有四大書院或六大書院之稱。
到了南宋，書院更為發達。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南宋書院發達，始於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後來朱熹又修復和擴建了湖南嶽麓書院。書院之所以發達，原因不外以下諸點：理學發展，而書院教學內容多為理學;官學衰落，科舉腐敗;許多著名學者由官學轉向私人書院;印刷術的發展提供了出書快而多的條件，而書院又以藏書豐富為特點。因此，書院就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元代也相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獎勵學校和書院的建設。不但文化興盛的江南普遍創建或復興了書院，連北方也相繼設立了許多書院。但書院管理和講學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況又有了改變。政府重點是辦官學，提倡科舉不重視書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間的情況就是這樣。成化(1465—1487年)以後，書院才又得以復興，至嘉靖年間(1522—1566年)達到極盛。明代書院由衰到興，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學大師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宣揚自己的理學，他們就在所到之處創建書院。明代末年影響最大的是東林書院。在這個書院裡，師生除教學活動外，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這當然要受到統治者的迫害。天啟五年(1625年)，太監魏忠賢下令拆毀天下書院，首從東林，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迫害東林黨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統治者採取了對書院進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令各省會設書院，屬官辦性質。以後發展到二千餘所，數量大大超過前代。由於書院多數由官方操縱，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活動。當然也出現過少數帶有私人性質的書院，晚清的許多著名學者就在其中講學。
統觀中國一千多年的書院制度，可以看到書院始終是封建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統治者既有調和，又有鬥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張和教學特色。書院這種形式還影響了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辦學。
這樣的書院制度有些什麼特點呢?毛禮銳主編的《中國教育史簡編》對中國書院的特點做了如下歸納：①教學與研究相結合;②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③在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④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⑤師生關係融洽。
上述概括當然不是最後的結論，隨著書院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書院特點的認識，也將隨著史料的逐步豐富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比如在組織管理方面，書院就有很多特點：管理機構一般比較精幹;經費來自多種渠道，書院能獨立自主;學規則靈活多樣，能寓教於管等等。這中間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鑑。
1997年
第46章 我看北大
也許是出於一種偶合，北大幾乎與20世紀同壽。在過去100年中，時間斗換星移，世事滄海桑田，在中國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隨順時勢，不得不變。然而，我認為，其中卻有不變者在，即北大對中國文化所必須負的責任。
古人常說，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陳寅恪先生《挽王靜安先生》詩中有一句話：“文化神州喪一身。”而我卻想說：北大一校系中國文化的安危與斷續。我並不是否認其他大學也同樣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作用;但是其間有歷史長短的問題，有作用斷續的問題，與夫所處地位不同的問題。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想能獲得廣大教育界同仁的共識，並非我一個人老王賣瓜，信口開河。
我所謂“文化”是最廣義的文化，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都包括在裡面。但是狹義的文化，據一般人的理解，則往往只限於與中文、歷史、哲學三個系所涵蓋的範圍有關的東西。而在北大過去100年的歷史上，這三個系，儘管名稱有過改變，始終是北大的重點。從第一任校長嚴復開始，中經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代校長)、湯用彤(校委會主席)等等，都與這三個系有關。至於在過去100年中，這三個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響的人物，燦如列星，不可勝數，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高潮。這個運動在中國文化學術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響，深遠廣被，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高的。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真不能想像今天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有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傳統，而又從沒有中斷過，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又是一個毫不吝嗇的民族，我們的四大或者更多的大發明，傳出了中國，傳遍了世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推動了人類文化的發展，為全球人民謀了極大的福利，功不可沒。
可惜的是，自從西方工業革命開始時起，歐風東漸，我們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昔日雄風，悄然匿跡，說實話，說是“可惜”，是我措辭不當。我在最近幾年曾反覆強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激烈反對者有人，衷心贊同亦有之。我則深信不疑。歐洲東漸，東西盛衰易位，正是符合這個規律的，用不著什麼“可惜”。
到了現在，“天之驕子”西方人所創造的文化，其弊端已日益顯露。現在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狂呼要“保護環境”，試問環境之所以需要保護，其罪魁禍首是什麼人呢?難道還不是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不當，視大自然為要“征服”的敵人這種想法和做法在作祟嗎?
我們絕不想否定西方近幾百年來對人類生活福利所做的貢獻，那樣做是不對的。但我們也絕不能對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弊端視而不見。“西方不亮東方亮”，連西方的有識人士也已覺悟到，西方文化已陷入困境，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乞靈於東方，英國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是其中一人。
我們東方，首先是中國，在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方面，是比較聰明的。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在行動上我們同西方差別不大。我們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於一家，其後綿延未斷。宋朝大哲學家張載有兩句話，說得最扼要，最準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物”包括動物和植物。我們的生活來源都取之於大自然，而我們不把大自然看作敵人，而看作朋友。將來全世界的人都必須這樣做，然後西方文化所產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漸克服。否則，說一句危言聳聽的話，我們人類前途將出現大災難，甚至於無法生存下去。
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源於廬山國學，人稱白鹿國庠，地址在江西廬山，為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陸游的《南唐書》中就有關於廬山國學的記載。總起來看，聚眾講學的書院形成於五代末期。有人認為，中國的書院源於東漢的“精舍”或者“精廬”，實則兩者並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但還沒有充足的力量來興辦學校，於是私人書院應運而起。廬山國學或白鹿國庠，發展為白鹿洞書院。除白鹿洞書院外，接著有很多書院相繼創建，包括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和唯陽書院等，時有四大書院或六大書院之稱。
到了南宋，書院更為發達。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南宋書院發達，始於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後來朱熹又修復和擴建了湖南嶽麓書院。書院之所以發達，原因不外以下諸點：理學發展，而書院教學內容多為理學;官學衰落，科舉腐敗;許多著名學者由官學轉向私人書院;印刷術的發展提供了出書快而多的條件，而書院又以藏書豐富為特點。因此，書院就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元代也相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獎勵學校和書院的建設。不但文化興盛的江南普遍創建或復興了書院，連北方也相繼設立了許多書院。但書院管理和講學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況又有了改變。政府重點是辦官學，提倡科舉不重視書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間的情況就是這樣。成化(1465—1487年)以後，書院才又得以復興，至嘉靖年間(1522—1566年)達到極盛。明代書院由衰到興，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學大師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宣揚自己的理學，他們就在所到之處創建書院。明代末年影響最大的是東林書院。在這個書院裡，師生除教學活動外，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這當然要受到統治者的迫害。天啟五年(1625年)，太監魏忠賢下令拆毀天下書院，首從東林，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迫害東林黨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統治者採取了對書院進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令各省會設書院，屬官辦性質。以後發展到二千餘所，數量大大超過前代。由於書院多數由官方操縱，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活動。當然也出現過少數帶有私人性質的書院，晚清的許多著名學者就在其中講學。
統觀中國一千多年的書院制度，可以看到書院始終是封建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統治者既有調和，又有鬥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張和教學特色。書院這種形式還影響了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辦學。
這樣的書院制度有些什麼特點呢?毛禮銳主編的《中國教育史簡編》對中國書院的特點做了如下歸納：①教學與研究相結合;②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③在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④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⑤師生關係融洽。
上述概括當然不是最後的結論，隨著書院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書院特點的認識，也將隨著史料的逐步豐富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比如在組織管理方面，書院就有很多特點：管理機構一般比較精幹;經費來自多種渠道，書院能獨立自主;學規則靈活多樣，能寓教於管等等。這中間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鑑。
1997年
第46章 我看北大
也許是出於一種偶合，北大幾乎與20世紀同壽。在過去100年中，時間斗換星移，世事滄海桑田，在中國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隨順時勢，不得不變。然而，我認為，其中卻有不變者在，即北大對中國文化所必須負的責任。
古人常說，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陳寅恪先生《挽王靜安先生》詩中有一句話：“文化神州喪一身。”而我卻想說：北大一校系中國文化的安危與斷續。我並不是否認其他大學也同樣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作用;但是其間有歷史長短的問題，有作用斷續的問題，與夫所處地位不同的問題。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想能獲得廣大教育界同仁的共識，並非我一個人老王賣瓜，信口開河。
我所謂“文化”是最廣義的文化，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都包括在裡面。但是狹義的文化，據一般人的理解，則往往只限於與中文、歷史、哲學三個系所涵蓋的範圍有關的東西。而在北大過去100年的歷史上，這三個系，儘管名稱有過改變，始終是北大的重點。從第一任校長嚴復開始，中經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代校長)、湯用彤(校委會主席)等等，都與這三個系有關。至於在過去100年中，這三個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響的人物，燦如列星，不可勝數，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高潮。這個運動在中國文化學術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響，深遠廣被，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高的。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真不能想像今天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有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傳統，而又從沒有中斷過，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又是一個毫不吝嗇的民族，我們的四大或者更多的大發明，傳出了中國，傳遍了世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推動了人類文化的發展，為全球人民謀了極大的福利，功不可沒。
可惜的是，自從西方工業革命開始時起，歐風東漸，我們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昔日雄風，悄然匿跡，說實話，說是“可惜”，是我措辭不當。我在最近幾年曾反覆強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激烈反對者有人，衷心贊同亦有之。我則深信不疑。歐洲東漸，東西盛衰易位，正是符合這個規律的，用不著什麼“可惜”。
到了現在，“天之驕子”西方人所創造的文化，其弊端已日益顯露。現在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狂呼要“保護環境”，試問環境之所以需要保護，其罪魁禍首是什麼人呢?難道還不是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不當，視大自然為要“征服”的敵人這種想法和做法在作祟嗎?
我們絕不想否定西方近幾百年來對人類生活福利所做的貢獻，那樣做是不對的。但我們也絕不能對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弊端視而不見。“西方不亮東方亮”，連西方的有識人士也已覺悟到，西方文化已陷入困境，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乞靈於東方，英國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是其中一人。
我們東方，首先是中國，在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方面，是比較聰明的。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在行動上我們同西方差別不大。我們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於一家，其後綿延未斷。宋朝大哲學家張載有兩句話，說得最扼要，最準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物”包括動物和植物。我們的生活來源都取之於大自然，而我們不把大自然看作敵人，而看作朋友。將來全世界的人都必須這樣做，然後西方文化所產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漸克服。否則，說一句危言聳聽的話，我們人類前途將出現大災難，甚至於無法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