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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聽到有人說過,人造的世界語,不管叫什麼名稱,壽命都不會太長的。如果人類在未來真有一個世界語的話,那麼這個世界語一定會是漢語的語法和英文的詞彙。洋涇浜英語就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說法雖然近乎暢想曲,近乎說笑話,但其中難道一點道理都沒有嗎?

  說來說去,一句話:我們要奉行“送去主義”,這既有政治意義,也有學術意義。

  2000年1月11日

  第33章 談文學交流

  近若干年以來,我逐漸形成了一個頗為自信的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如果沒有歷史上的文化交流,我們今天的社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文化交流的範圍極為廣博,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蟲魚,花果菜蔬,無一不在交流範圍以內。但是,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在眾多的交流對象中,文學交流歷時最久,領域最廣,影響最大,追蹤最易。文學交流中包含民間文學,比如寓言、童話、小故事等,都是民間老百姓創造出來的。民間文學,同其他文化交流對象一樣,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創造出來,便立即向外傳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國家,無遠弗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我只舉一個以概其餘。

  19世紀德國比較文學史大家t.本費埃(benley)追蹤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話集《五卷書》,寫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書》在大半個世界流傳演變的情況,其國家之眾多,語言之繁雜,頭緒之交叉,線索之迷離,真令人驚詫不已,誰也不會想到一部簡單的寓言童話集竟會有這樣大的生命力,竟會有這樣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書》這樣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學交流的,特別是中外民間文學交流的專家們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民間文學的交流實居首位。《五卷書》確實沒有以整本書的形式傳入中國,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話和小故事,確亦傳入中國,在中國民間故事以及文人的創作中,在極其悠久的歷史上,蛛絲馬跡,確能尋出。

  回溯一下兩千多年的中外文學交流的歷史,我們能夠發現,在先秦時期已有外國文學傳入的痕跡,主要是印度文學。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見於《戰國策》。還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國土產。這一點西方的漢學家早就指出過。可能受外國影響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辭》,《離騷》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詞句,《天問》中特別突出,其中一些類似荒誕的神話,與以《詩經》為代表的黃河流域的文學創作,迥異其趣。有人懷疑是來自域外,特別是印度,這種懷疑是極有根據的。估計這些神話傳說不是通過當時還沒有開闢的絲綢之路傳進來的,而是通過那一條滇緬道路,這一條道艱險難行,卻確實是存在的。

  到了漢代,由於絲綢之路的鑿通,中外文化交流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中國對於輸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從來是不吝惜的。我們大度地把我們的四大發明送了出去,這些發明對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我們對吸取外來文化也絕不保守,只要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不管來自何方何國,我們都勇敢地拿過來為我所用。肇自漢代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彰明昭著的證據。但是,在文學交流方面,卻找不出很多的東西。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而是我們的探討研究工作還沒有到家。印度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國,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後漢三國時代的譯經,可以算是文學交流的一種形式。

  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眾多的民族逐鹿於北疆,宋、齊、梁、陳偏安於南國;然而文化交流卻並沒有停止。在文學交流方面,主要是輸入,輸入又主要來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隨著佛教進來的影響,中國漢語文學創作增添了很多新內容,名目龐雜的鬼神志怪之書大量出現。此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之頗詳。連偽書《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至於對詩歌創作至關重要的四聲,本是中國漢語中所固有的東西,可是,我們以前對它並沒有明確的認識。也由於印度古典文獻的啟迪,終於被發現了,被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了,這在中外文學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

  唐代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輝煌的朝代,兵力遍及西域,從而保證了絲路的暢通。首都長安幾乎成為世界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之興旺頻繁。在文學交流方面,也同樣可以看出非常活躍的情況。唐代傳奇頗受印度文學的影響。王度的《古鏡記》從內容到結構形式,都能夠找到印度文學的痕跡。至於那些龍女的故事,當然都與印度文學有關,因為龍女本身就是一種舶來品。對此,霍世休做過比較深入的探討。也有人主張,連韓愈的《南山》,在結構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印度的影響。在其他方面,外來的成分也可以找到一些,這裡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唐代以後,經過宋、元、明,中外文學交流一直沒有斷過,不過不像六朝和唐代那樣顯著而已。明末清初,是中外交流的一個空前轉折時期。過去的交流,東部以日本為主,西部以印度、波斯為主。到了此時,歐風東漸,中國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歐洲為對象了。天主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澳門成了主要的交流通道。交流對象以天文歷算、科學技術為主,其間也雜有文學藝術。有人考證,古希臘的《伊索寓言》已於此時傳入中國。繪畫方面,有郎世寧的作品,技巧是西方的,有時也流露出一點華夏畫風。到了19世紀,中西雙方相互摸索的時間已經夠長了,雙方的相互了解已經大為增強了。中國方面少數有識之士,比如林則徐、魏源等等,衝破了閉關鎖國的桎梏,張開眼睛看世界,喜見西方世界之昌盛,深感夜郎自大之可笑,遂銳意介紹,積多年之努力而纂成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可以作為一個代表。此書在日本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據說,此書對1868年的明治維新也不無貢獻。在中國方面,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表現出中國一部分開明人士向西方尋求救世良藥的努力。這個運動最初效果並不十分顯著,但它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是無法抗禦的,它自然會持續發展下去,一直到了20世紀。

  20世紀是公元第二個千紀的最後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裡,人類社會的進步速度超過了過去的幾千年,好像物理學上物體下墜的定理一樣,速度越來越快。就拿20世紀之初和世紀末相比,其速度也是極為懸殊的。現在的地球已經小成了一個“地球村”,雖相距千里萬里也能朝發夕至。因此,文化交流,其中當然包括文學交流,越來越方便,越來越頻繁,效果也越來越顯著。在李岫教授等寫作的這一部《20世紀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對文學交流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細緻深刻的敘述和分析,這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值得我們大大地予以讚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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