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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無禁忌，更能在行筆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須承認，與十年前相比，實現了一些，不僅僅是環境的變化，還在於內心勇氣的增長，但依然可以把這個目標放到對下一個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經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可後面還有一個“哥”，不過，哥，只是一個傳說。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過四十後能夠不惑，但是，我對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勞而獲，更做不到對許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認，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還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樂觀，而今天，我不能判斷，是否樂觀的程度跟以前一樣或者已經明顯減退?十年前，我是那樣地相信未來;而今天，我站在當初的未來，卻不知是否應當用蘸著疑惑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不再樂觀地相信，也是一種成熟嗎?如果是，我寧願停留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
所以，十年，從時間上看，恆定不變，但由於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卻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經足以讓它們滄海桑田;而有些夢想，十年，也只是邁出一小步，甚至這一小步，你都會擔心，它會退回去。
但是，過去了的終究過去，當初的期待實現與否，也同樣被時光帶走。不管你願不願意，一個新的起跑線又畫在這裡。人們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難，在於還可以擁有希望。
又要出發了，因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剛剛走進《東方時空》，製片人時間告訴我：“有兩件事是忌諱，不能做。一是要堅決去掉形容詞，二是不要叫被採訪對象為老師。”
為什麼要去掉形容詞?
我們是做新聞的，而形容詞的作用是修飾，生活不需要修飾，不管是好還是不好，新聞都該客觀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詞來粉飾太平或刻意打壓。
為什麼不許叫被採訪者為老師?
因為我們不能把觀眾提前預設為學生，電視不是讓觀眾來聽課，我們與觀眾，我們與被採訪者，觀眾與被採訪者，都該是一種平視並平等的關係。
於是，我記住了，一記就是十幾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碼時常反省。時間長了，又有所悟，感覺這兩個要求不僅是在說如何做電視做新聞，或許對社會也有用，當然，也與做人有關。
然而，時常讓人疑惑的是，這兩個提醒，對於今天很多年輕的同行來說，依然新鮮，顯然，它在當下還有價值。沒辦法，形容詞在新聞里總是隨處可見，“老師”的稱謂被進一步泛濫著，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並修正的人卻少了。也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許是大家都更實際或更麻木，於是，時代經常被熱烈地讚美並形容著。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我們不是時代的學生，時代更不該是我們求學時為得高分而寫下的虛假作文。
看樣，十幾年過去，依然有必要舊話重提。
四
十幾年前，剛做電視，給自己寫了九個字，沒用紙和筆，而是用心，這九個字是：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
這九個字在當時意味著一種想改變的雄心，當然，也來自對當時媒體話語狀況的不滿。
在各種媒體之中，空話、套話滿天飛，動輒祖國、人民、世界、夢想，宏大得無邊無際，也就難以走近人心;而在新聞中，只有事件，只有對與錯、黑與白、好與壞，卻沒有複雜的中間地帶尤其是沒有“人”，新聞成了難以觸摸的展品，而傳媒人，則時常如牆頭草順風倒，或仰視或俯視，很難獨自站立獨立思考;正是當時大量存在的這種現狀，讓自己與同仁，拿出“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提醒自己。
十幾年過去，在進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堅持，周遭也在變化，相當多的傳媒與傳媒人，成為這九個字的同行者。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空洞的套話依然存在，但你必須相信，改變是艱難和緩慢的，然而畢竟在變。
2008年，我四十歲，這是一個奇怪的年齡。向過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終點依稀可見。而對於人生來說，再鼓起勇氣，還有新的高度可邁進，想放棄，也就麻木中順坡而下。人到中年，總該重新打量一下，是就這樣了吧，還是要再出發一次?
於是，那一年，我送給了自己十二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我當然知道，這十二個字不只屬於自己，實現起來，可比十幾年前的九個字難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輩子去為此努力。當然，對於中國來說，這時間可能更長。
五
常識，從不複雜，因為它是常識。然而回望歷史，捍衛常識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為此丟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過是說出了常識，卻在顛覆真理的時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運，那個時代過去了，可不意味著常識被輕鬆地捍衛。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專家、民眾都在呼籲講真話，並坦承講真話的不易，這就很耐人尋味。真話的反面，不僅有假話，還有大量的空話、套話與為自己利益脫口而出的奉承話。大家之所以不說真話，是怕有人不愛聽，對自己不利，歸根結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經以為，長江後浪推前浪，年輕人會改變一切，可突然發現，在現實的壓力下，現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這套話語。一想也沒辦法，爺爺爸爸都這樣，你能指望孩子們脫胎換骨嗎?畢竟還要相信遺傳。而實際上，並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話是什麼，可長此以往，常識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記得到《新聞1+1》之後，有人採訪我：“做一個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樂了，“思想並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樣簡單，並沒有多到滿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個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是敏銳、勇氣和方向感。缺了這三樣，你毫無價值;而這三樣，我想都與常識有關。我們需要的，並不是努力地去發明常識，而是捍衛常識。”
1+1=2，這多簡單。沒壓力的情況下，誰都知道，但環境稍有改變，1+1=3會得到好處，都不要說堅持1+1=2者會受懲罰，僅僅是有利可圖，就會在一瞬間，讓相當多的人臉不紅心不跳地脫口而出“1+1=3”。
這就是現狀，所以，今天捍衛常識，其實，是在捍衛未來。只要假話、空話、套話占據上風，時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們的命運就隨時可能被逆轉。所以，捍衛常識，也是在捍衛自己。
六
理性不被建設起來，大國的“大”字，很難名副其實。
理性很難，因為它意味著克制，一個個體如此，一個執政黨如此，一個國家民族同樣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讓我憤怒還是感動，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對?而宣洩或放縱，過把癮就死，似乎是一種生活態度，其實充滿危險。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過四十後能夠不惑，但是，我對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勞而獲，更做不到對許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認，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還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樂觀，而今天，我不能判斷，是否樂觀的程度跟以前一樣或者已經明顯減退?十年前，我是那樣地相信未來;而今天，我站在當初的未來，卻不知是否應當用蘸著疑惑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不再樂觀地相信，也是一種成熟嗎?如果是，我寧願停留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
所以，十年，從時間上看，恆定不變，但由於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卻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經足以讓它們滄海桑田;而有些夢想，十年，也只是邁出一小步，甚至這一小步，你都會擔心，它會退回去。
但是，過去了的終究過去，當初的期待實現與否，也同樣被時光帶走。不管你願不願意，一個新的起跑線又畫在這裡。人們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難，在於還可以擁有希望。
又要出發了，因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剛剛走進《東方時空》，製片人時間告訴我：“有兩件事是忌諱，不能做。一是要堅決去掉形容詞，二是不要叫被採訪對象為老師。”
為什麼要去掉形容詞?
我們是做新聞的，而形容詞的作用是修飾，生活不需要修飾，不管是好還是不好，新聞都該客觀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詞來粉飾太平或刻意打壓。
為什麼不許叫被採訪者為老師?
因為我們不能把觀眾提前預設為學生，電視不是讓觀眾來聽課，我們與觀眾，我們與被採訪者，觀眾與被採訪者，都該是一種平視並平等的關係。
於是，我記住了，一記就是十幾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碼時常反省。時間長了，又有所悟，感覺這兩個要求不僅是在說如何做電視做新聞，或許對社會也有用，當然，也與做人有關。
然而，時常讓人疑惑的是，這兩個提醒，對於今天很多年輕的同行來說，依然新鮮，顯然，它在當下還有價值。沒辦法，形容詞在新聞里總是隨處可見，“老師”的稱謂被進一步泛濫著，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並修正的人卻少了。也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許是大家都更實際或更麻木，於是，時代經常被熱烈地讚美並形容著。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我們不是時代的學生，時代更不該是我們求學時為得高分而寫下的虛假作文。
看樣，十幾年過去，依然有必要舊話重提。
四
十幾年前，剛做電視，給自己寫了九個字，沒用紙和筆，而是用心，這九個字是：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
這九個字在當時意味著一種想改變的雄心，當然，也來自對當時媒體話語狀況的不滿。
在各種媒體之中，空話、套話滿天飛，動輒祖國、人民、世界、夢想，宏大得無邊無際，也就難以走近人心;而在新聞中，只有事件，只有對與錯、黑與白、好與壞，卻沒有複雜的中間地帶尤其是沒有“人”，新聞成了難以觸摸的展品，而傳媒人，則時常如牆頭草順風倒，或仰視或俯視，很難獨自站立獨立思考;正是當時大量存在的這種現狀，讓自己與同仁，拿出“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提醒自己。
十幾年過去，在進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堅持，周遭也在變化，相當多的傳媒與傳媒人，成為這九個字的同行者。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空洞的套話依然存在，但你必須相信，改變是艱難和緩慢的，然而畢竟在變。
2008年，我四十歲，這是一個奇怪的年齡。向過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終點依稀可見。而對於人生來說，再鼓起勇氣，還有新的高度可邁進，想放棄，也就麻木中順坡而下。人到中年，總該重新打量一下，是就這樣了吧，還是要再出發一次?
於是，那一年，我送給了自己十二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我當然知道，這十二個字不只屬於自己，實現起來，可比十幾年前的九個字難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輩子去為此努力。當然，對於中國來說，這時間可能更長。
五
常識，從不複雜，因為它是常識。然而回望歷史，捍衛常識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為此丟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過是說出了常識，卻在顛覆真理的時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運，那個時代過去了，可不意味著常識被輕鬆地捍衛。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專家、民眾都在呼籲講真話，並坦承講真話的不易，這就很耐人尋味。真話的反面，不僅有假話，還有大量的空話、套話與為自己利益脫口而出的奉承話。大家之所以不說真話，是怕有人不愛聽，對自己不利，歸根結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經以為，長江後浪推前浪，年輕人會改變一切，可突然發現，在現實的壓力下，現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這套話語。一想也沒辦法，爺爺爸爸都這樣，你能指望孩子們脫胎換骨嗎?畢竟還要相信遺傳。而實際上，並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話是什麼，可長此以往，常識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記得到《新聞1+1》之後，有人採訪我：“做一個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樂了，“思想並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樣簡單，並沒有多到滿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個新聞評論員，最重要的是敏銳、勇氣和方向感。缺了這三樣，你毫無價值;而這三樣，我想都與常識有關。我們需要的，並不是努力地去發明常識，而是捍衛常識。”
1+1=2，這多簡單。沒壓力的情況下，誰都知道，但環境稍有改變，1+1=3會得到好處，都不要說堅持1+1=2者會受懲罰，僅僅是有利可圖，就會在一瞬間，讓相當多的人臉不紅心不跳地脫口而出“1+1=3”。
這就是現狀，所以，今天捍衛常識，其實，是在捍衛未來。只要假話、空話、套話占據上風，時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們的命運就隨時可能被逆轉。所以，捍衛常識，也是在捍衛自己。
六
理性不被建設起來，大國的“大”字，很難名副其實。
理性很難，因為它意味著克制，一個個體如此，一個執政黨如此，一個國家民族同樣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讓我憤怒還是感動，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對?而宣洩或放縱，過把癮就死，似乎是一種生活態度，其實充滿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