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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太太樂了，這時，旁邊的黃苗子插話：“你幫她聯繫神舟飛船吧，她還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誰都忘了這是一對接近九十的夫婦。
再說一位年輕的。今年七十四歲的韓美林，兩年前做了一次大手術，出來後自我感覺“比以前聰明多了”!其實，他以前就聰明，要不然，不會讓奧運會的吉祥物福娃從他手上誕生。但對待這個作品，他習慣輕描淡寫，因為過程中，“不懂藝術的人話太多。”你看，老爺子的話不比畫差吧!而這樣的話多著呢。
作為政協常委，開會時，見很多人好話說盡，老爺子一笑：“各位，咱們到這兒來，是來獻計獻策，而不是來獻媚的!”一句話擲地，滿屋子的尷尬和沉默，之後是掌聲。
在北京通州，韓美林藝術館裡，各種作品琳琅滿目，吸引著人們參觀欣賞。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來參觀，放下電話，韓美林收拾行李，買了張機票，跑了，一個沉默的空城計。
看到這兒，可能您眼前出現了一個尖銳、苛刻、滿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頭兒形象，其實恰恰相反，那得看對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總是慈眉善目，笑容滿面。雖然一輩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幾乎全是樂觀的，“因為人民需要。”
這位迎來藝術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講的一句話是：“我的藝術快開始了!”
我同意，大藝術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羨林，大家都會想到他的嚴肅與嚴謹，其實，老人偶爾也會露出可愛幽默的一面。記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話題的中間，老爺子突然托我轉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來，在二戰時，季老正在德國留學，因戰事，他十年無法歸國，這期間，染上失眠症狀，開始吃安眠藥，從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讓我帶話：都說吃安眠藥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沒事嗎。告訴害怕的，沒事兒!
有一陣子，我這個學俄語的人來了興趣，報了華爾街英語班，在一次學校迎接老布希的聚會上，我身邊坐著一位老人，看著像六十多歲，其實已過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誼醫院的前院長。我很納悶兒，“您也在這兒學英語?”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納悶兒了，“您是醫生，又是院長，英語一定不錯啊!”老人回答：“還行，可我的英語都是學術英語，太老，我想學學這美式英語怎麼回事。”
這一番對話，讓我永遠難忘，記得在那一年的年終回顧節目時，我特意講了這個故事，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依然為了興趣沒有任何功利心地學習，年輕的我們該如何感想?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與意義。
以上寫到的老人們，我與他們的交往並不多，因而還是有點兒遠，但讀他們的故事，聽他們的話語，琢磨他們的人生滋味時，卻又覺得近。時常會心一笑，時常感慨萬千，於是，他們也像親人一樣，時常在我身邊。寫下來，是為了感謝。
話要說回來，一個社會，如果可愛的老頭兒老太多了，這社會必可愛，而對於我自己，一直在想著，幾十年後我這個老頭兒會怎樣?我希望是古典音樂搖滾樂依然都聽;老夫聊發少年狂，半夜拉著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還得干;在年輕人面前永遠是笑容是寬容甚至是縱容，多欣賞多為他們搭台，不固執並繼續學習，不對過去抱怨，而只對未來露出笑臉，絕對不擺出這個瞧不慣那個瞧不起的老夫子樣;更重要的是，不能成為時代前行的阻攔者，而依然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有些話，年輕人顧忌，不好說，就讓老頭兒來說，夕陽正紅，沒什麼可畏懼的;然後讓家中永遠為年輕的人和年輕的事物開放……
夠了，如果我能做到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夠做到這一切，卻並不僅僅取決於明天，今天的中年，決定著老年的諸種可能。
老師們
改革三十多年，我們“廢除”了很多過去的常用稱謂，首先“遇難”的是“小姐”，接下來“陣亡”的是“同志”，再然後是“教授”，問題是，現在“老師”一詞也被泛濫，滿大街地使用著，不過，在這篇文章里，我要寫的是真正的老師們。
我成長於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母親、姑姑、舅舅、舅媽、嫂子……都是老師，於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習慣產生一種幻覺，經歷過的老師都像是家人，事實也如此。
現在的父母，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是要“擇校”的，認為選上一個好學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經驗和體會，“擇師”才是最重要的，只不過，校可以擇，師，往往不可以擇，這才一門心思去擇校。其實，一個孩子能否健康成長、不厭倦學習，是否養成好的習慣，是否自信，真正的關鍵，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樣的一個老師。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師，從某種角度說，決定了你的一生。
也許是我幸運，上學時成績雖然起伏巨大，好時名列前茅，差時名落孫山，一路上也挨過老師很多批評，但只要有成績，總得到鼓勵。自信，從來未被真正摧毀，反而在老師一路細心的照看下，有勇氣向前。
記得高中同學前幾年在家鄉聚會，臨別時，大家一起出門送班主任劉老師，擁抱、叮嚀之後，老師走了，這個時候，我們看著老師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發現老師真的老了，滿頭的白髮，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攙扶下一步一挪。怎麼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師還是那個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都盯著我們，大事要講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連我們都人到中年，老師也年過七十。只不過，回憶，把形象定格罷了。
高中同學與大學同學不一樣，後者因學的是同一個專業，即便畢業後天南海北，可行業的關係，還是讓大學同學更方便時常見面。而高中的同學，由於上的大學與專業千差萬別，聚會的難度就加大了，只能回家。這就是高中同學畢業二十年的合影，地點是我們已不認識的母校海拉爾二中新樓，老師們和我們都很開心。
到了大學，本以為不會再有像中學時那樣日積月累的師生情誼，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圍，還是讓我們難得地有了親如一家的師生關係，尤其是臨畢業時的特殊風波，更是把老師變成保護神，如父母一樣為我們牽腸掛肚。按理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一撥走了該照顧下一撥，但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腳來，此後的成長、變化與境遇，還是讓老師們遲遲放不下關注，長久地牽掛著。以至於我們的曹璐老師過七十歲生日的時候，同學們依然從全國各地趕回來，幾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樣，陪著老師熱鬧了近兩天。而現如今，日子風平浪靜，不知道，大學校園裡，是不是依然製造著這樣的“師情畫意”?
老太太樂了，這時，旁邊的黃苗子插話：“你幫她聯繫神舟飛船吧，她還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誰都忘了這是一對接近九十的夫婦。
再說一位年輕的。今年七十四歲的韓美林，兩年前做了一次大手術，出來後自我感覺“比以前聰明多了”!其實，他以前就聰明，要不然，不會讓奧運會的吉祥物福娃從他手上誕生。但對待這個作品，他習慣輕描淡寫，因為過程中，“不懂藝術的人話太多。”你看，老爺子的話不比畫差吧!而這樣的話多著呢。
作為政協常委，開會時，見很多人好話說盡，老爺子一笑：“各位，咱們到這兒來，是來獻計獻策，而不是來獻媚的!”一句話擲地，滿屋子的尷尬和沉默，之後是掌聲。
在北京通州，韓美林藝術館裡，各種作品琳琅滿目，吸引著人們參觀欣賞。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來參觀，放下電話，韓美林收拾行李，買了張機票，跑了，一個沉默的空城計。
看到這兒，可能您眼前出現了一個尖銳、苛刻、滿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頭兒形象，其實恰恰相反，那得看對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總是慈眉善目，笑容滿面。雖然一輩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幾乎全是樂觀的，“因為人民需要。”
這位迎來藝術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講的一句話是：“我的藝術快開始了!”
我同意，大藝術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羨林，大家都會想到他的嚴肅與嚴謹，其實，老人偶爾也會露出可愛幽默的一面。記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話題的中間，老爺子突然托我轉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來，在二戰時，季老正在德國留學，因戰事，他十年無法歸國，這期間，染上失眠症狀，開始吃安眠藥，從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讓我帶話：都說吃安眠藥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沒事嗎。告訴害怕的，沒事兒!
有一陣子，我這個學俄語的人來了興趣，報了華爾街英語班，在一次學校迎接老布希的聚會上，我身邊坐著一位老人，看著像六十多歲，其實已過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誼醫院的前院長。我很納悶兒，“您也在這兒學英語?”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納悶兒了，“您是醫生，又是院長，英語一定不錯啊!”老人回答：“還行，可我的英語都是學術英語，太老，我想學學這美式英語怎麼回事。”
這一番對話，讓我永遠難忘，記得在那一年的年終回顧節目時，我特意講了這個故事，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依然為了興趣沒有任何功利心地學習，年輕的我們該如何感想?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與意義。
以上寫到的老人們，我與他們的交往並不多，因而還是有點兒遠，但讀他們的故事，聽他們的話語，琢磨他們的人生滋味時，卻又覺得近。時常會心一笑，時常感慨萬千，於是，他們也像親人一樣，時常在我身邊。寫下來，是為了感謝。
話要說回來，一個社會，如果可愛的老頭兒老太多了，這社會必可愛，而對於我自己，一直在想著，幾十年後我這個老頭兒會怎樣?我希望是古典音樂搖滾樂依然都聽;老夫聊發少年狂，半夜拉著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還得干;在年輕人面前永遠是笑容是寬容甚至是縱容，多欣賞多為他們搭台，不固執並繼續學習，不對過去抱怨，而只對未來露出笑臉，絕對不擺出這個瞧不慣那個瞧不起的老夫子樣;更重要的是，不能成為時代前行的阻攔者，而依然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有些話，年輕人顧忌，不好說，就讓老頭兒來說，夕陽正紅，沒什麼可畏懼的;然後讓家中永遠為年輕的人和年輕的事物開放……
夠了，如果我能做到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夠做到這一切，卻並不僅僅取決於明天，今天的中年，決定著老年的諸種可能。
老師們
改革三十多年，我們“廢除”了很多過去的常用稱謂，首先“遇難”的是“小姐”，接下來“陣亡”的是“同志”，再然後是“教授”，問題是，現在“老師”一詞也被泛濫，滿大街地使用著，不過，在這篇文章里，我要寫的是真正的老師們。
我成長於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母親、姑姑、舅舅、舅媽、嫂子……都是老師，於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習慣產生一種幻覺，經歷過的老師都像是家人，事實也如此。
現在的父母，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時，是要“擇校”的，認為選上一個好學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經驗和體會，“擇師”才是最重要的，只不過，校可以擇，師，往往不可以擇，這才一門心思去擇校。其實，一個孩子能否健康成長、不厭倦學習，是否養成好的習慣，是否自信，真正的關鍵，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樣的一個老師。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師，從某種角度說，決定了你的一生。
也許是我幸運，上學時成績雖然起伏巨大，好時名列前茅，差時名落孫山，一路上也挨過老師很多批評，但只要有成績，總得到鼓勵。自信，從來未被真正摧毀，反而在老師一路細心的照看下，有勇氣向前。
記得高中同學前幾年在家鄉聚會，臨別時，大家一起出門送班主任劉老師，擁抱、叮嚀之後，老師走了，這個時候，我們看著老師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發現老師真的老了，滿頭的白髮，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攙扶下一步一挪。怎麼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師還是那個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都盯著我們，大事要講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連我們都人到中年，老師也年過七十。只不過，回憶，把形象定格罷了。
高中同學與大學同學不一樣，後者因學的是同一個專業，即便畢業後天南海北，可行業的關係，還是讓大學同學更方便時常見面。而高中的同學，由於上的大學與專業千差萬別，聚會的難度就加大了，只能回家。這就是高中同學畢業二十年的合影，地點是我們已不認識的母校海拉爾二中新樓，老師們和我們都很開心。
到了大學，本以為不會再有像中學時那樣日積月累的師生情誼，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圍，還是讓我們難得地有了親如一家的師生關係，尤其是臨畢業時的特殊風波，更是把老師變成保護神，如父母一樣為我們牽腸掛肚。按理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一撥走了該照顧下一撥，但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腳來，此後的成長、變化與境遇，還是讓老師們遲遲放不下關注，長久地牽掛著。以至於我們的曹璐老師過七十歲生日的時候，同學們依然從全國各地趕回來，幾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樣，陪著老師熱鬧了近兩天。而現如今，日子風平浪靜，不知道，大學校園裡，是不是依然製造著這樣的“師情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