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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下的侄兒來台北過暑假,那時我種的茉莉開得正盛,有紫色和白色,看到盛放的茉莉,會感受它們的雄辯,以為它們用鮮明的顏色在風中辯論——呀!不是辯論,是在朗誦某種詩歌。

  這些茉莉的種於,正是三年前的夏天,侄兒在家鄉的古山頂上摘給我的種子,因此,他看了特別開心,一直對我說:“叔叔,古山頂的茉莉有一些已經變種了,有的一朵花可以開出三種顏色,你回去的時候,我帶你去採種子。”

  我回鄉的時候,就和侄兒到古山頂去找變色茉莉。果然,有的茉莉變成雙色,也有三色的。採回種子種在花盆,現在開花了,和它們的父母一樣,也是變色的。

  變色的茉莉為什麼要變色呢?為什麼一變色就世世代代變色呢?為什麼連植物都有習氣呢?我找不到答案,不過,覺得這些問題都不只問茉莉,也可以拿來問人,人就會有答案了吧!

  笑春風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是唐朝詩人崔護的一首詩《題都城南莊》,我今天在整理舊照片時,心中就一直浮出這首詩。

  我站立的舊厝的棗樹與桃樹都已經砍除了,昔日的女友已經嫁人,從前的朋友早就、星散。有一些相片,甚至站在什麼地方拍的,都忘記了。

  只有在看舊照片時,看到去年與今日,人面與桃花,分合,散散聚聚,才令人對生命的流逝感到更深的悵惘。

  那每一個人面、每一朵桃花,都是回不去的年華啊!

  幸好的是,不論年華去也、不論分合聚散、不論多少的背棄與分離,每一年的春風總是在的。人面可能分離,桃花必會凋謝,只要我們在分離與凋謝中不失去微笑的心,就能永遠與春風相約。

  蘇東坡有兩句詩:“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年年都有好景,只看我們能不能珍惜了。

  世間的春風總是在的,人欠缺的是心裡的春風,還有微笑。

  春風總是在的。

  參觀佛堂

  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稱是我的讀者,他說:“聽說林先生家裡的佛堂很莊嚴,改天去參觀你的佛堂。”我唯唯諾諾,然後我們在汽車疾駛的街口道別。

  最近,我時常遇到想來參觀我家裡佛堂的人。使我困惑的是,我每天帶著我的佛堂在街上走來走去,為什麼大家都不看呢?我每天也看見許多人帶著自已的佛堂走來走去,為什麼大家都看不見呢?

  每個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嗎?

  釋迎牟尼佛有一次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感慨地說:“風景這麼優美的地方,如果蓋一座佛堂就好了。”

  大帝隨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說:“世尊,佛堂蓋好了。”

  佛陀開心地說:“善哉!善哉!”

  我們微笑地面對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珍惜相遇的每一個因緣,我們清淨了內心的塵垢,我們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個好的地方、好的心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冢中琵琶

  最近讀到魏晉時代藝術家阮鹹的傳記,阮咸是魏晉南北朝七位最重要的詩人作家之一,在當時號稱為“竹林七賢”,但是他淨像其他六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劉伶有名,因為他的文學創作,一點也沒有保留下來,我們幾乎無法從文字去追探他在詩創作上的成就。

  幸而,阮咸死的時候,以一件琵琶樂器殉葬,使他成為中國音樂史上少數可以追思的偉大音樂家之一。伴隨阮咸長眠於地下的琵琶,經過從西晉到唐朝的五百年埋藏,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人在古墓里挖掘到一件銅製的正圓形樂器,經過弘文館學士元行沖的考證,才證明它是阮鹹的遺物。

  這一件家中琵琶因為五百年的沉埋,已經不堪使用,元行沖叫技巧高明的樂匠依其樣式仿製了一具木製樂器,稱為“月琴”,音調雄亮清雅,留傳至今,不但成為宮廷中的樂器,也成為後來民間最常使用的樂器。

  到了唐德宗時代,名學者杜估鑑於“月琴”原是阮咸所創製,為了懷念他的遺風逸響,將月琴定名為“阮咸”,自此以後,凡是中國琵琶樂器全得了“阮咸”的別名,阮咸於是得以與中國音樂史同垂不朽。

  阮咸與琵琶的故事是宜於聯想的,經過時空一再的洗鍊,我們雖無幸重聆阮鹹的絲竹之音,但我們可以感受到一顆偉大的藝術心靈不朽。藝術心靈的偉大縱使在地下數百年,縱使他手中的樂器弦敗質朽,卻仍然能在時空中放光,精燦奪目。阮咸死時以琵琶殉葬,做為惟一的知已,這種藝術之情使他恆常令人懷念。

  千古以來,被認為中國音樂最高境界的名曲《廣陵散》便是阮鹹的創作,《廣陵散》隨著阮鹹的逝世,成為中國音樂上的絕響,我們如今眼望廣大的土地,傾聽歷史的足音,在夏夜星空的月下,仿佛看見阮咸在竹林下彈月琴自娛,或者與嵇康的古琴(嵇康是古琴的高手,古琴狀似古箏)相應和,在琴聲響過,箏聲戛然而止的時候,他們縱酒狂歌,大談聖人的明教與老莊的自然,然後長嘆一聲“禮豈為我輩設耶!”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那是“抗懷物外,不為人役”的境界,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的境界,也是“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的境界。

  阮鹹的音樂天分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他很年輕的時代就被稱為音樂的“神解”,任何音樂到他的耳中馬上分辨出高低清濁,絲毫不爽;因此他不但彈奏月琴時能使人如飲醇酒,沉醉不已,他還是個音樂的批評家,對音樂的鑑賞力當世無有其匹。沒想到他的音樂批評,竟得罪主掌全國音樂行政的大官苟勛,向晉武帝進讒言,革去了阮鹹的官職。

  阮咸丟官的時候,官位是“散騎侍郎”,這個職銜我們不用考證來解釋,而用美感來聯想,就仿佛看見一位卓然不群的流浪琴師,騎著驢子到處彈琴高歌的樣子。

  事實上,阮咸對當世的禮法非常輕蔑。他曾在母喪期間,身穿孝服,騎著驢子去追求自己私戀已久的胡婢,引得眾人大嘩,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事,如今想起來卻特別具有一種悽美的氣氛。可惜,他在追胡婢時是不是彈著琴,唱著情歌,就不可考了。而這種狂放不拘的生活,正是魏晉時代寄情林泉的藝術家,最真實的寫照。

  我一直認為像阮咸這樣放浪形骸、不顧禮法、鼓琴狂歌、清淡無為的人,他是可以做到忘情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忘情音樂,以琵琶殉葬卻是不可解的謎,難道這位“禮解”能料到千年之後,人們能從家中的琵琶懷想起千年之前,曾在他手中傳揚的《廣陵散》由嗎?阮咸給我們的啟示還不只此,他和當時的藝術家給我們一個視野廣大的胸懷,也就是“以大地為棟宇,屋室為禪衣”的胸懷,因於這種胸懷,他們能體會到生活的樂趣,發出藝術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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