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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憑空杜撰的，我本人曾有過這種經歷。那是在橫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途中，我困留在他鄉的旅店中，無法繼續旅行，周圍沒有一個講英語的，只有當地人給你送飯，對你的話只會點頭表示同意。我無處可去，也見不到什麼人，一直滯留到再次上路。隨身帶的兩本書已翻爛了，只好坐在那兒自我反剩書的開始，女主人公離開維多利亞去探望在國外結婚的女兒，當列車徐徐駛出車站時，地回頭望著站在站台上漸漸遠去的丈夫，看到丈夫像一個被解脫的人歡度假期，闊步離去時，她突然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痛苦。這太出乎意外了，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當然，這是她的錯覺，她丈夫羅德尼很掛念她。然而這顆不快的種子留在了腦海中，使她憂心忡忡。隨後，當她獨自一人開始設想時，她過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現在眼前。從寫作上講、這是很困難的。我需要的是這種方式：輕鬆的，談心式的，但是又有種漸次緊張、令人心神不安的情緒。一種人所共有的情感：我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究竟是幹什麼的？我所熱愛的人如何看等我？他們像我待他們那樣待我嗎？我剛好用了三天寫完這部小說，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醫院請了假，因為這時我不敢中途停筆，得一氣呵成。這部小說並不長，不過五萬字，但是它已在腦海里構思很久了。
構思一部小說的過程真是種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時間裡，心裡始終明白自己終有一天會把它寫出來，把頭腦中的構思付諸於文字。這有如讓它衝破薄霧，更加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我害怕思路的連貫性被打斷。一旦我在亢奮中寫出第一章，那麼就要一直寫完最後一章，因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所至，有種必須見諸於文字的感覺，這時無須注意細枝末節，所以我總是一氣呵成。
我不曾感到過自己已精疲力荊每當放下筆後，看到寫完的章節一字都無需改動時。我倒頭便睡。我記得那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才起床，飽飽地吃上一頓。第二天就又去醫院了。
我的精神不比以往，人人都為我感到不安。“你肯定是生病了，”他們說，“眼圈都黑了。”其實這完全是疲勞過度的緣故。然而，只要寫作順利，疲勞過度也是值得的。
這本書定名為《春天，我離開了》取白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的詩句：“春天，我離開了你。”我自己不知道這本書質量究竟如何，也許寫得很槽糕，毫無可取之處。但我是懷著坦誠和真摯寫這部書的，它忠實於我的初衷，這是一個作者最引為驕傲的。
幾年之後，我又寫了一本以瑪麗·韋斯持馬科特為筆名的書。書名是《玫瑰花與紫杉》。這本書每每讀後都感到趣味盎然，儘管它不像《春天，我離開了》那樣令人愛不釋手。
我對書中的寓意考慮時間很長，應該說是從一九二九年就開始了。儘管當時不過是個輪廓。但我知道總有——天會把它寫出來。
我做了件不同以往文學創作的事———出于思念親人而寫了一本書。因為我遠離馬克斯，極少得到他的音訊，我時常強烈地回憶起我們在阿爾巴契亞和敘利亞度過的日子。
我渴望回到那時的生活。渴望這種回憶的樂趣，於是我寫了《在遙遠的敘利亞》。這是一本輕鬆瑣細的書，然而它確實是我們生活的寫照，其中有多少已被遺忘的瑣事。人們對這本書推祟備至，但印數很少，因為當時紙張短缺。
我的出版商不喜歡這本書。他們對它持懷疑態度，唯恐我的作品會愈來愈不合他們的需要。他們對我用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寫作也不以為然，現在又打算扼殺《在遙遠的敘利亞》或其他不屬於偵探小說範疇的作品。然而，這本書成功了，我想他們又會對紙張短缺抱怨不已了。我是用阿加莎·克里斯蒂·馬洛溫的筆名發表的。這是為了與我的偵探小說有所區別。
3
人總是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發生了，只好面對現實，但卻不想再觸動隱痛，一天，羅莎琳德打電話告訴我說去法國的休伯特失蹤了，據信是犧牲了。
我覺得在戰時，這是對年輕妻子最殘酷的打擊。丈夫犧牲的消息令人哀傷至極，可還不得不面對現實。這些不幸的妻子抱著一線希望撐持著人生真是太慘不忍睹了……可誰也無能為力。
幾個月後、我們又得到更確切的消息。羅莎琳德告訴我前一天地就得知了這消息。她還像往常一樣，她始終是個性格堅韌的孩子。她雖不願意告訴我，可又知道不得不這樣做時，突然對我說了句：“你看看這個吧。”說著遞給我一封電報，上面說：他已確認陣亡。
生活中最悲痛和最難捱的莫過於得知你最疼愛的人在受磨難而你又無能為力。身體殘疾可以助其一臂之力，而心靈的創傷卻使人束手無策。我想幫助羅莎琳德最好的辦法是儘量少說這事，就好像這事從沒發生一樣。也許我這樣做不對，可這是我惟一的想法。如果我是剛強的母親，我就會讓她大哭一場，盡情哭訴一番，這樣也許會更容易辦到。直覺是不會錯的。人們都特別希望不傷害自己的親人，不做對不住他們的事。人們覺得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做才對，可總是拿不準。
戰爭臨結束前，人們都有點焦慮。從D日①開始，人們就感到戰爭結束為期不遠了——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九四四年六月六月同盟國軍隊進攻西歐。—一譯註。
可是每天我都愈加坐立不安。我希望找份至少與戰爭有點聯繫的工作。在溫多弗，我找到一份藥劑師的工作。
我還有一個戲劇方面的計劃。我可以從特別舞台監督或什麼身份隨娛樂報國團去一趟北非。這計劃太令人激動了。可幸虧我沒去，在我離開英國前兩周，接到了馬克斯的信，他說可能兩三個星期後從北非回到空軍部。
周末，我和羅莎琳德去威爾斯玩，星期天夜裡乘映車趕回來。戰時，人們常常得在這種車廂里忍著刺骨的寒冷。我們終於到了漢普斯特德的火車站，這兒離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遠。我手拎提箱和幾條醃鮭魚。到家後，又冷又乏。我點燃了煤氣，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開始煎魚。這時，我聽到屋外傳來一種極特別的金屬撞擊聲，心想會是什麼聲音呢？我到陽台上朝下看，從樓梯上走上來一個身背重負的人，身上的東西叮噹作響。也許用白衣騎士來形容他很恰當。一個人背那麼多東西簡直不可思議。可是毫無疑問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發現，擔心他會變樣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是那個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邊。我倆又重逢了。
這時傳來一股難聞的煎魚味，我倆忙跑進屋。
“你吃些什麼東西啊？”馬克斯問道。
“醃鮭魚，”我說，“你最好也吃一條。”這時四目相視。
“馬克斯，”我說，“你體重增加不少啊！”“剛剛好，你自己也沒瘦啊”“由於吃土豆的關係，”我說，“沒肉吃的時候土豆和麵包就吃得多。”
構思一部小說的過程真是種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時間裡，心裡始終明白自己終有一天會把它寫出來，把頭腦中的構思付諸於文字。這有如讓它衝破薄霧，更加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我害怕思路的連貫性被打斷。一旦我在亢奮中寫出第一章，那麼就要一直寫完最後一章，因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所至，有種必須見諸於文字的感覺，這時無須注意細枝末節，所以我總是一氣呵成。
我不曾感到過自己已精疲力荊每當放下筆後，看到寫完的章節一字都無需改動時。我倒頭便睡。我記得那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才起床，飽飽地吃上一頓。第二天就又去醫院了。
我的精神不比以往，人人都為我感到不安。“你肯定是生病了，”他們說，“眼圈都黑了。”其實這完全是疲勞過度的緣故。然而，只要寫作順利，疲勞過度也是值得的。
這本書定名為《春天，我離開了》取白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的詩句：“春天，我離開了你。”我自己不知道這本書質量究竟如何，也許寫得很槽糕，毫無可取之處。但我是懷著坦誠和真摯寫這部書的，它忠實於我的初衷，這是一個作者最引為驕傲的。
幾年之後，我又寫了一本以瑪麗·韋斯持馬科特為筆名的書。書名是《玫瑰花與紫杉》。這本書每每讀後都感到趣味盎然，儘管它不像《春天，我離開了》那樣令人愛不釋手。
我對書中的寓意考慮時間很長，應該說是從一九二九年就開始了。儘管當時不過是個輪廓。但我知道總有——天會把它寫出來。
我做了件不同以往文學創作的事———出于思念親人而寫了一本書。因為我遠離馬克斯，極少得到他的音訊，我時常強烈地回憶起我們在阿爾巴契亞和敘利亞度過的日子。
我渴望回到那時的生活。渴望這種回憶的樂趣，於是我寫了《在遙遠的敘利亞》。這是一本輕鬆瑣細的書，然而它確實是我們生活的寫照，其中有多少已被遺忘的瑣事。人們對這本書推祟備至，但印數很少，因為當時紙張短缺。
我的出版商不喜歡這本書。他們對它持懷疑態度，唯恐我的作品會愈來愈不合他們的需要。他們對我用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寫作也不以為然，現在又打算扼殺《在遙遠的敘利亞》或其他不屬於偵探小說範疇的作品。然而，這本書成功了，我想他們又會對紙張短缺抱怨不已了。我是用阿加莎·克里斯蒂·馬洛溫的筆名發表的。這是為了與我的偵探小說有所區別。
3
人總是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發生了，只好面對現實，但卻不想再觸動隱痛，一天，羅莎琳德打電話告訴我說去法國的休伯特失蹤了，據信是犧牲了。
我覺得在戰時，這是對年輕妻子最殘酷的打擊。丈夫犧牲的消息令人哀傷至極，可還不得不面對現實。這些不幸的妻子抱著一線希望撐持著人生真是太慘不忍睹了……可誰也無能為力。
幾個月後、我們又得到更確切的消息。羅莎琳德告訴我前一天地就得知了這消息。她還像往常一樣，她始終是個性格堅韌的孩子。她雖不願意告訴我，可又知道不得不這樣做時，突然對我說了句：“你看看這個吧。”說著遞給我一封電報，上面說：他已確認陣亡。
生活中最悲痛和最難捱的莫過於得知你最疼愛的人在受磨難而你又無能為力。身體殘疾可以助其一臂之力，而心靈的創傷卻使人束手無策。我想幫助羅莎琳德最好的辦法是儘量少說這事，就好像這事從沒發生一樣。也許我這樣做不對，可這是我惟一的想法。如果我是剛強的母親，我就會讓她大哭一場，盡情哭訴一番，這樣也許會更容易辦到。直覺是不會錯的。人們都特別希望不傷害自己的親人，不做對不住他們的事。人們覺得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做才對，可總是拿不準。
戰爭臨結束前，人們都有點焦慮。從D日①開始，人們就感到戰爭結束為期不遠了——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九四四年六月六月同盟國軍隊進攻西歐。—一譯註。
可是每天我都愈加坐立不安。我希望找份至少與戰爭有點聯繫的工作。在溫多弗，我找到一份藥劑師的工作。
我還有一個戲劇方面的計劃。我可以從特別舞台監督或什麼身份隨娛樂報國團去一趟北非。這計劃太令人激動了。可幸虧我沒去，在我離開英國前兩周，接到了馬克斯的信，他說可能兩三個星期後從北非回到空軍部。
周末，我和羅莎琳德去威爾斯玩，星期天夜裡乘映車趕回來。戰時，人們常常得在這種車廂里忍著刺骨的寒冷。我們終於到了漢普斯特德的火車站，這兒離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遠。我手拎提箱和幾條醃鮭魚。到家後，又冷又乏。我點燃了煤氣，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開始煎魚。這時，我聽到屋外傳來一種極特別的金屬撞擊聲，心想會是什麼聲音呢？我到陽台上朝下看，從樓梯上走上來一個身背重負的人，身上的東西叮噹作響。也許用白衣騎士來形容他很恰當。一個人背那麼多東西簡直不可思議。可是毫無疑問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發現，擔心他會變樣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是那個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邊。我倆又重逢了。
這時傳來一股難聞的煎魚味，我倆忙跑進屋。
“你吃些什麼東西啊？”馬克斯問道。
“醃鮭魚，”我說，“你最好也吃一條。”這時四目相視。
“馬克斯，”我說，“你體重增加不少啊！”“剛剛好，你自己也沒瘦啊”“由於吃土豆的關係，”我說，“沒肉吃的時候土豆和麵包就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