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頁
①②見《國際條約集》（1950—1952）《美日安全條約》第三九三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注
③同上第三九四頁。——譯者注
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第三條：“美利堅合眾國之武裝部隊駐紮日本國內及周圍的條件應由兩國政府之間的行政協定決定之。”（見《國際條約集》第三九四頁。——譯者注）一九五二年締結了日美行政協定。為了實施行政協定，又設立了日美聯合委員會這一磋商機構。該委員會由日美雙方代表各一人（日方為伊關國際協力局長，美方為威廉斯准將）組成，設立了財務、通訊、進出港、調達、工廠、住宅、賠償、審判管轄權、演習場、民航、商港等許多專門委員會。（見《日本現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這些委員會之外，還秘密設立了針對國內治安——尤其是針對共產黨的警備機構：日美聯合委員會。日本方面，由當時的內閣調查室長擔任該委員會的幹事。參加的有國警長官以及警察廳、外務省、郵政局的委員。
在美軍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日本國內的警察。美軍總司令部撤銷後，所轄機關由日軍方面接管。但是日美“安全條約”中明文規定了美軍駐紮日本的條款；由於必須使日本與共產圈對立，美國就不能完全放手讓日本去對付“外國煽動”以及擾亂治安的動向。
於是，聯合委員會就理所當然地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作為交換情報的機構。我在《深層海流》一書中穿插了幾份當時雙方交換的“絕密”、“極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將其獲得的情報提供給美國機關，同時也接受美國方面的情報。
但是，所謂情報工作並非單純蒐集資料，這種工作如今與特務活動並沒有什麼區別。這從最近被揭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等的活動也可以看出。
在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憑仗其至高無尚的權力，能夠讓情報機關用直接的方式進行活動。媾和條約生效後，這項活動就轉移給隱秘的代理機關了。這種機關不知道可否稱作中央情報局，根據常識來說，是可以的。
日本方面老早就有了設立獨自的情報機構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勢所必然的。這是當時在吉田內閣里擔任副首相的緒方的想法。緒方一方面也是由於新聞記者出身的關係，對設立情報機構特別起勁。據說，他計劃成立一個政府情報局，還想在海外設立駐外情報機構。順便提一下，當時日本在海外連一個這樣的機構也沒有。
照這樣是不能正確掌握國內的治安情報的。緒方認為也得從海外蒐集情報。熱心推進這項計劃的實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書官的舊內務省官員。
但是“情報局計劃”泄露了，輿論抨擊道：這是過去情報局的復活。緒方的計劃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暫時只好收斂一下，只設立了現在的總理府直屬內閣調查室。由於根據舊“安全條約”而設立的日美聯合委員會負有交換情報的任務，調查室長才在該委員會裡擔任幹事的。
警察廳、外務省、通商產業省、郵政省都派官員到調查室來。從郵政省要人，當然是因為對情報工作來說，電訊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內調室剛一成立就受歧視，似乎連足夠的預算也要不到。又因為是各省派來的官員湊成的，內部不斷進行派系鬥爭。在這樣的困難狀況下，各個人勉強做著工作。只要看看內閣調查室制訂的各調查事項的目錄，它的實際成績就一目了然了。大約半年之前，某雜誌刊載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讀者已經讀過。
但是內閣調查室的內部傾軋經常使第一任室長感到苦惱。為了參加道德重整大會，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國。據與他同去的人說，他幾乎沒有好好在旅館裡待過。這是別人說的話，並不可靠；但是很難設想調查室長僅僅是為了私事而去歐洲的。
正在國外旅行的調查室長遇上了不幸事件，那就是日本報紙上也報導過的所謂“私帶美元事件”。他極力否認此事。但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這個情報好象的確是從駐外機關傳到外務省，又由外務省某方面向報界透露的。簡單說來，我認為這是內務省和外務省之間的鬥爭。我大致能夠推測得出，調查室長的“私帶美元事件”的謠言究竟是誰向報界透露的。
因此，儘管他手腕高明，當初抱負很大，內調室的成績卻並不佳。
我只是想在這裡特別補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駐外機關並沒有專門的情報部。於是就採取了一種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門的人員派到各大、公使館去當參事官。例如，警視廳的桐山派到日本駐法國的大使館當參事官，住在巴黎。
為了執行國家政策，蒐集情報是當然應該做的事。但是如果內調室的任務脫離了這個範圍而帶有特工的性質，那就不容忽視了。
另一方面，自從撤銷了美軍總司令部之後，有些人就開始悄悄議論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謂“馬凱特資金”。關於這件事，鈴木仙八曾在議會裡提出過質詢。據說河野一郎也曾打算提出質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不用說，馬凱特就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凱特少將。這筆資金的實質還沒弄清楚。經濟科學局這個部門掌握著占領下的日本經濟的全部機能。據說占領期間被揭發的龐大物資都集中在該局裡，我們很想了解這筆資金是由什麼性質的款項構成的，又是以什麼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經營管理的。依我看來，這筆資金是為了給美國帶來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實業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面的。
除此而外，還有舊日本軍部從占領地掠奪回來的物資。這些物資中的一部分被占領軍揭發並沒收了去。然而未遭到揭發而隱匿在民間的，為數也相當不少。偶爾由於出了事，一麟片爪也會在我們眼前閃現一下，發生在東京鄰縣的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寫《深層海流》時，主要採用的就是該縣的事件，因為我認為這是最具體的。奇怪的是，該縣出了許多成為話題的人物。這些人的經歷上都散發著前述隱匿物資的氣味，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目前在金融實業界活躍著的戰後派人士當中，也有一段經歷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層海流》當作《日本的黑霧》的續篇來寫的。如果人物一個個都用真實姓名，我就不能放膽來寫，因此，才採取了小說的形式。
這部小說里一個類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沒有。從結構上說，好象把“中久保京介”這個人物當成了“第一人稱”，但是我特意沒有去描寫他作為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因為如果塑造“人物”的藝術形象，我原來所抱的探討政治機構、社會機構的目的就模糊了。以前的所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對社會的探討很容易流於膚淺，那是因為太重視對登場人物的“藝術”描寫了。因此，背景就模糊了。作為小說家，我非常想寫人物，但是由於存在著以上這種寫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這部小說里，我就斷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們變為無機物。不這樣寫，我就無論如何也沒法對“事件”進行追究。
③同上第三九四頁。——譯者注
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第三條：“美利堅合眾國之武裝部隊駐紮日本國內及周圍的條件應由兩國政府之間的行政協定決定之。”（見《國際條約集》第三九四頁。——譯者注）一九五二年締結了日美行政協定。為了實施行政協定，又設立了日美聯合委員會這一磋商機構。該委員會由日美雙方代表各一人（日方為伊關國際協力局長，美方為威廉斯准將）組成，設立了財務、通訊、進出港、調達、工廠、住宅、賠償、審判管轄權、演習場、民航、商港等許多專門委員會。（見《日本現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這些委員會之外，還秘密設立了針對國內治安——尤其是針對共產黨的警備機構：日美聯合委員會。日本方面，由當時的內閣調查室長擔任該委員會的幹事。參加的有國警長官以及警察廳、外務省、郵政局的委員。
在美軍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日本國內的警察。美軍總司令部撤銷後，所轄機關由日軍方面接管。但是日美“安全條約”中明文規定了美軍駐紮日本的條款；由於必須使日本與共產圈對立，美國就不能完全放手讓日本去對付“外國煽動”以及擾亂治安的動向。
於是，聯合委員會就理所當然地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作為交換情報的機構。我在《深層海流》一書中穿插了幾份當時雙方交換的“絕密”、“極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將其獲得的情報提供給美國機關，同時也接受美國方面的情報。
但是，所謂情報工作並非單純蒐集資料，這種工作如今與特務活動並沒有什麼區別。這從最近被揭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等的活動也可以看出。
在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憑仗其至高無尚的權力，能夠讓情報機關用直接的方式進行活動。媾和條約生效後，這項活動就轉移給隱秘的代理機關了。這種機關不知道可否稱作中央情報局，根據常識來說，是可以的。
日本方面老早就有了設立獨自的情報機構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勢所必然的。這是當時在吉田內閣里擔任副首相的緒方的想法。緒方一方面也是由於新聞記者出身的關係，對設立情報機構特別起勁。據說，他計劃成立一個政府情報局，還想在海外設立駐外情報機構。順便提一下，當時日本在海外連一個這樣的機構也沒有。
照這樣是不能正確掌握國內的治安情報的。緒方認為也得從海外蒐集情報。熱心推進這項計劃的實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書官的舊內務省官員。
但是“情報局計劃”泄露了，輿論抨擊道：這是過去情報局的復活。緒方的計劃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暫時只好收斂一下，只設立了現在的總理府直屬內閣調查室。由於根據舊“安全條約”而設立的日美聯合委員會負有交換情報的任務，調查室長才在該委員會裡擔任幹事的。
警察廳、外務省、通商產業省、郵政省都派官員到調查室來。從郵政省要人，當然是因為對情報工作來說，電訊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內調室剛一成立就受歧視，似乎連足夠的預算也要不到。又因為是各省派來的官員湊成的，內部不斷進行派系鬥爭。在這樣的困難狀況下，各個人勉強做著工作。只要看看內閣調查室制訂的各調查事項的目錄，它的實際成績就一目了然了。大約半年之前，某雜誌刊載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讀者已經讀過。
但是內閣調查室的內部傾軋經常使第一任室長感到苦惱。為了參加道德重整大會，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國。據與他同去的人說，他幾乎沒有好好在旅館裡待過。這是別人說的話，並不可靠；但是很難設想調查室長僅僅是為了私事而去歐洲的。
正在國外旅行的調查室長遇上了不幸事件，那就是日本報紙上也報導過的所謂“私帶美元事件”。他極力否認此事。但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這個情報好象的確是從駐外機關傳到外務省，又由外務省某方面向報界透露的。簡單說來，我認為這是內務省和外務省之間的鬥爭。我大致能夠推測得出，調查室長的“私帶美元事件”的謠言究竟是誰向報界透露的。
因此，儘管他手腕高明，當初抱負很大，內調室的成績卻並不佳。
我只是想在這裡特別補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駐外機關並沒有專門的情報部。於是就採取了一種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門的人員派到各大、公使館去當參事官。例如，警視廳的桐山派到日本駐法國的大使館當參事官，住在巴黎。
為了執行國家政策，蒐集情報是當然應該做的事。但是如果內調室的任務脫離了這個範圍而帶有特工的性質，那就不容忽視了。
另一方面，自從撤銷了美軍總司令部之後，有些人就開始悄悄議論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謂“馬凱特資金”。關於這件事，鈴木仙八曾在議會裡提出過質詢。據說河野一郎也曾打算提出質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不用說，馬凱特就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凱特少將。這筆資金的實質還沒弄清楚。經濟科學局這個部門掌握著占領下的日本經濟的全部機能。據說占領期間被揭發的龐大物資都集中在該局裡，我們很想了解這筆資金是由什麼性質的款項構成的，又是以什麼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經營管理的。依我看來，這筆資金是為了給美國帶來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實業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面的。
除此而外，還有舊日本軍部從占領地掠奪回來的物資。這些物資中的一部分被占領軍揭發並沒收了去。然而未遭到揭發而隱匿在民間的，為數也相當不少。偶爾由於出了事，一麟片爪也會在我們眼前閃現一下，發生在東京鄰縣的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寫《深層海流》時，主要採用的就是該縣的事件，因為我認為這是最具體的。奇怪的是，該縣出了許多成為話題的人物。這些人的經歷上都散發著前述隱匿物資的氣味，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目前在金融實業界活躍著的戰後派人士當中，也有一段經歷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層海流》當作《日本的黑霧》的續篇來寫的。如果人物一個個都用真實姓名，我就不能放膽來寫，因此，才採取了小說的形式。
這部小說里一個類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沒有。從結構上說，好象把“中久保京介”這個人物當成了“第一人稱”，但是我特意沒有去描寫他作為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因為如果塑造“人物”的藝術形象，我原來所抱的探討政治機構、社會機構的目的就模糊了。以前的所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對社會的探討很容易流於膚淺，那是因為太重視對登場人物的“藝術”描寫了。因此，背景就模糊了。作為小說家，我非常想寫人物，但是由於存在著以上這種寫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這部小說里，我就斷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們變為無機物。不這樣寫，我就無論如何也沒法對“事件”進行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