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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要了解這些，有什麼好問我的呢？”
“我們是想得到證實，如果你姐姐真是……”
“姐姐的私生活，我不知道。”
“可你的這位姐姐卻竊取了國家的機密啊！”前原的話象錐子扎人一樣，“對不起，我並不是在責怪你。”
前原感到自己的話太刺激人了，所以接下去又以緩和的語氣說：“好吧，看來你確實不知道！”
亞希子在前原面前轉過臉去，從座位上站起來。前原剛才的話就象是所有的日本人說給她聽似的，直捅她的心窩。
（三）
由於空澤和東條的被捕，再次出現了要求制定國家機密法的氣焰。正如前原預言的那樣，這一法案的促進派以此為藉口，大肆叫囂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國防機密存在泄漏的危險，隨即向國會再次提出了這一議案，擺出了一舉干到底的架式。
反對派也沒有保持沉默。新聞界、輿論界、學者、律師會、工會、市民團體和所有認為該法案會帶來復活軍國主義危險的人們，都聲明要堅決反對，形成了開展共同鬥爭的聲勢。
國家機密法是從根本上與民主的根基——國民的“明事權利”相牴觸的。如果那些以國家的名義掌握了政治權力的人，把一切與己不利的事都掩蓋起來，只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消息告訴國民，那就不能稱之為以主權在民為前提的民主政治了。
當權派的所作所為，如果國民察覺到其中存有私弊，那麼，這種當權派就會成為獨裁者，政治就會腐敗下去，這一點已被歷史所證明。
最新的例子就是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他頒布戒嚴令，剝奪了國民明事的權利，扼殺民主，把國家私有化了。
然而，一個獨立國家，既然與各國有交往，秘密就只是附屬品。當然，有關國防的秘密如果完全泄漏給了外國，特別是假想敵國和敵對國，那麼國家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國家機構的組成也可以說是以秘密為核心的，政府部門就是秘密的巢穴。官員們藉此來推行保身哲學，就是說，什麼全都保密，認為只有這樣才算安全。所謂官僚主義，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官員優先於國民，也就是說，官員自身才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政府部門和國家推行的秘密主義的根本出發點。
如果國民不聞不問，國家就會自動地加厚秘密的牆壁，就會象一個球體沿著獨裁化的斜面滑下去一樣。國民要監視著他們，不讓他們那麼做，以保障國民“明事的權利”。而為這種權利服務的，就是新聞報導部門。
新聞報導部門有報導的自由，只要認為把真實情況報導出來對國民有利，即使政府單方聲稱這是國家機密，還是應該報導的。
過去曾發生過《每日新聞》的記者因暴露了從外務省事務官那裡得到國家機密，而被問成違反國家公務罪的事件。可是，在保護國家機密和國民有“明事的權利”這兩個問題上，政府和新聞輿論界之間有過激烈的爭論。新聞輿論界認為這是對民主的挑戰，對此，政府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
當時，作為導火線的國家機密，還不具有損害國家安全和信用的性質，所以被捕的當事人得到釋放。後來政府就有關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自由問題表明了態度：“是否應該真正作為機密，有必要根據國家的利益，做出客觀的判斷。至於什麼是國家的利益，這要依據主權在民的原則，由國民來做出決定。”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是新聞記者，因此報導自由的問題被推到了前台，而國家機密法問題卻被掩蓋住了。何況拿到機密的新聞記者並未進行間諜活動。
新聞記者到手的機密文件沒有見報，但交給了在野黨，成了政治上論爭的工具，使政府遭到了攻擊。如果文件傳到了假想敵國，那麼，肯定會發展成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事態。國民“明事的權利”將被拉下來，國家機密法問題將被推上去。新聞界也無法結成統一戰線，輿論界也就無法干與了。
當然，機密資料不僅會落到共產黨手裡，還包括社會黨在內。
國家機密法與國民“明事的權利”是完全對立的，如果設立了國家機密法，國民“明事的權利”就會被扼殺。政府對利用國家機密法仍不足以對付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一直是切齒痛恨的。而這類事件就成了政府和有關人員執意制定國家機密法的根本依據。
這次與過去不同，被竊的機密是明顯有損國家安全的國防最高機密。因此，國家機密法的促進派認為奇貨可居，而把有所收斂的鋒芒又露了出來。
反對派鑑於國家最高機密被竊，鬥爭的旗號黯然失色，沒法再揮舞“明事的權利”這面錦緞大旗了。與外務省泄漏機密時不同，政府與反對派的立場逆轉，過去在“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各新聞報導單位現在四分五裂了，甚至某家全國最大的報紙，居然發表暗中支持該法案的社論，說什麼“為了國家的生存，保護國家機密，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
被逮捕的空澤和東條以違反自衛隊法於8月30日被起訴。起訴後，又根據律師團的請求予以保釋。
審判官在律師團提出保釋要求時，徵求檢察官的意見，問是否可以保釋。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尊重檢察官的意見的，能夠獲得保釋，說明檢察官表示了“可以保釋（請多關照）”的意見。
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被竊的間諜事件當事人能夠獲得保釋，這使人深感意外。大凡此類事件，由於物證很少，而且有可能隱藏和銷毀證據，當事人之間也有可能串通或逃亡，因此，保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沒想到在這極少可能性的事件中，兩個人居然被保釋出來了。
愛國的騙局
（一）
“有一家能吃到名菜的店家，能陪我一起去嗎？”
出席某家大出版社舉行的文學獎酒會後，在回家的途中，新城對亞希子這麼說。
往日與新城關係密切的某作家得了獎，所以他才來到這好久沒有來過的市中心飯店的。
“我能去嗎？”亞希子說話時仍在想剛才見到的情景。象新城這樣有名的插畫家跟自己這麼說話，當然心裡很高興。但那些老資格的編輯和特意從銀座請來幫忙的人聚在一起，那種高級場面使她非常拘謹。
“不，不，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新城很熱情地邀請著。
亞希子也很喜歡他。雖然他是插畫界的名流，但一點也不裝腔作勢，對什麼人都是那麼體貼入微，實令人難忘。他對跟前的一些人特別親切，從不以俯視的角度看人，而總是站在低的立足點上去觀察社會和人生。從新城這種目光里能感覺出對亞希子的好意。
新城帶她去的店家是赤坂的“無量庵”，被領去的房間也是和空澤來過的樓上有櫃檯的那個小房間。亞希子發現這是第二次來這裡時，感到有些掃興，但她裝作是初來的樣子。可是，如果店裡的人前來寒暄，還是會露出馬腳的。幸而來的是另一個女招待。
“我們是想得到證實，如果你姐姐真是……”
“姐姐的私生活，我不知道。”
“可你的這位姐姐卻竊取了國家的機密啊！”前原的話象錐子扎人一樣，“對不起，我並不是在責怪你。”
前原感到自己的話太刺激人了，所以接下去又以緩和的語氣說：“好吧，看來你確實不知道！”
亞希子在前原面前轉過臉去，從座位上站起來。前原剛才的話就象是所有的日本人說給她聽似的，直捅她的心窩。
（三）
由於空澤和東條的被捕，再次出現了要求制定國家機密法的氣焰。正如前原預言的那樣，這一法案的促進派以此為藉口，大肆叫囂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國防機密存在泄漏的危險，隨即向國會再次提出了這一議案，擺出了一舉干到底的架式。
反對派也沒有保持沉默。新聞界、輿論界、學者、律師會、工會、市民團體和所有認為該法案會帶來復活軍國主義危險的人們，都聲明要堅決反對，形成了開展共同鬥爭的聲勢。
國家機密法是從根本上與民主的根基——國民的“明事權利”相牴觸的。如果那些以國家的名義掌握了政治權力的人，把一切與己不利的事都掩蓋起來，只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消息告訴國民，那就不能稱之為以主權在民為前提的民主政治了。
當權派的所作所為，如果國民察覺到其中存有私弊，那麼，這種當權派就會成為獨裁者，政治就會腐敗下去，這一點已被歷史所證明。
最新的例子就是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他頒布戒嚴令，剝奪了國民明事的權利，扼殺民主，把國家私有化了。
然而，一個獨立國家，既然與各國有交往，秘密就只是附屬品。當然，有關國防的秘密如果完全泄漏給了外國，特別是假想敵國和敵對國，那麼國家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國家機構的組成也可以說是以秘密為核心的，政府部門就是秘密的巢穴。官員們藉此來推行保身哲學，就是說，什麼全都保密，認為只有這樣才算安全。所謂官僚主義，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官員優先於國民，也就是說，官員自身才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政府部門和國家推行的秘密主義的根本出發點。
如果國民不聞不問，國家就會自動地加厚秘密的牆壁，就會象一個球體沿著獨裁化的斜面滑下去一樣。國民要監視著他們，不讓他們那麼做，以保障國民“明事的權利”。而為這種權利服務的，就是新聞報導部門。
新聞報導部門有報導的自由，只要認為把真實情況報導出來對國民有利，即使政府單方聲稱這是國家機密，還是應該報導的。
過去曾發生過《每日新聞》的記者因暴露了從外務省事務官那裡得到國家機密，而被問成違反國家公務罪的事件。可是，在保護國家機密和國民有“明事的權利”這兩個問題上，政府和新聞輿論界之間有過激烈的爭論。新聞輿論界認為這是對民主的挑戰，對此，政府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
當時，作為導火線的國家機密，還不具有損害國家安全和信用的性質，所以被捕的當事人得到釋放。後來政府就有關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自由問題表明了態度：“是否應該真正作為機密，有必要根據國家的利益，做出客觀的判斷。至於什麼是國家的利益，這要依據主權在民的原則，由國民來做出決定。”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是新聞記者，因此報導自由的問題被推到了前台，而國家機密法問題卻被掩蓋住了。何況拿到機密的新聞記者並未進行間諜活動。
新聞記者到手的機密文件沒有見報，但交給了在野黨，成了政治上論爭的工具，使政府遭到了攻擊。如果文件傳到了假想敵國，那麼，肯定會發展成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事態。國民“明事的權利”將被拉下來，國家機密法問題將被推上去。新聞界也無法結成統一戰線，輿論界也就無法干與了。
當然，機密資料不僅會落到共產黨手裡，還包括社會黨在內。
國家機密法與國民“明事的權利”是完全對立的，如果設立了國家機密法，國民“明事的權利”就會被扼殺。政府對利用國家機密法仍不足以對付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一直是切齒痛恨的。而這類事件就成了政府和有關人員執意制定國家機密法的根本依據。
這次與過去不同，被竊的機密是明顯有損國家安全的國防最高機密。因此，國家機密法的促進派認為奇貨可居，而把有所收斂的鋒芒又露了出來。
反對派鑑於國家最高機密被竊，鬥爭的旗號黯然失色，沒法再揮舞“明事的權利”這面錦緞大旗了。與外務省泄漏機密時不同，政府與反對派的立場逆轉，過去在“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各新聞報導單位現在四分五裂了，甚至某家全國最大的報紙，居然發表暗中支持該法案的社論，說什麼“為了國家的生存，保護國家機密，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
被逮捕的空澤和東條以違反自衛隊法於8月30日被起訴。起訴後，又根據律師團的請求予以保釋。
審判官在律師團提出保釋要求時，徵求檢察官的意見，問是否可以保釋。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尊重檢察官的意見的，能夠獲得保釋，說明檢察官表示了“可以保釋（請多關照）”的意見。
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被竊的間諜事件當事人能夠獲得保釋，這使人深感意外。大凡此類事件，由於物證很少，而且有可能隱藏和銷毀證據，當事人之間也有可能串通或逃亡，因此，保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沒想到在這極少可能性的事件中，兩個人居然被保釋出來了。
愛國的騙局
（一）
“有一家能吃到名菜的店家，能陪我一起去嗎？”
出席某家大出版社舉行的文學獎酒會後，在回家的途中，新城對亞希子這麼說。
往日與新城關係密切的某作家得了獎，所以他才來到這好久沒有來過的市中心飯店的。
“我能去嗎？”亞希子說話時仍在想剛才見到的情景。象新城這樣有名的插畫家跟自己這麼說話，當然心裡很高興。但那些老資格的編輯和特意從銀座請來幫忙的人聚在一起，那種高級場面使她非常拘謹。
“不，不，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新城很熱情地邀請著。
亞希子也很喜歡他。雖然他是插畫界的名流，但一點也不裝腔作勢，對什麼人都是那麼體貼入微，實令人難忘。他對跟前的一些人特別親切，從不以俯視的角度看人，而總是站在低的立足點上去觀察社會和人生。從新城這種目光里能感覺出對亞希子的好意。
新城帶她去的店家是赤坂的“無量庵”，被領去的房間也是和空澤來過的樓上有櫃檯的那個小房間。亞希子發現這是第二次來這裡時，感到有些掃興，但她裝作是初來的樣子。可是，如果店裡的人前來寒暄，還是會露出馬腳的。幸而來的是另一個女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