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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離她吹出最後一聲口哨，然後變得無聲無闃的日子已經相去不遠了。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永恆的歷史中，她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這個民族終將彌補這個損失……我們也許根本不會失去很多東西，約瑟芬倒是會幸運地消失在我們這個民族無數英雄的行列里，擺脫了塵世的煩惱，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類拔萃者都得經受這種塵世的煩惱；由於我們並不推動歷史，因此她不久就將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樣，升華解脫，並被遺忘。《卡夫卡小說選》，第300－301頁。
卡夫卡就要升華解脫了。本來，他已經新生了。只是，這卻是一場過於悲劇性的、令人不忍正視的新生。問題在於，卡夫卡的病情在惡化，正是這條線索的發展與他的新生形成強烈反差，並導致可歌可泣的悲劇。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進維也納森林療養院。4月10日，他被該療養院退回：結核病已經蔓延到喉頭，形成可怕的喉頭結核，嗓子紅腫、發燒、不斷咳嗽。他被轉入維也納大學醫院。現在，他幾乎無法說話和進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餓挨痛，靠麻醉藥緩和痛苦，靠一些液體維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飢餓藝術家"。他寫過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懼的形式發生了，而且，在這最後一次，事情的恐懼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凡是我寫過的事情將真的發生。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回來。"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態，像新生的孩子一樣固戀著他新獲得的生命。他現在如此地渴望著贖回他自己，無論是通過寫作還是通過愛情或是通過其他事情。悲劇在於，一切都像他為《城堡》安排的邏輯和結局：當他尚能堅持，眼前毫無希望；而當愛與希望隨著夏日裡最後玫瑰的開放而降臨，他卻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只是這一次他沒有放棄。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衝破籠罩他一生的悲劇命運。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對醫學文明的任何反抗，絕對服從醫生的治療和處理。多拉喚起了他被壓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於，眼下這無比強烈的生活意志沒能來得更早、更及時。
5月初，醫生認為他喉頭的症狀有好轉趨勢。卡夫卡高興得哭起來，他一再地擁抱多拉，說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生活，企盼康復。他向多拉求婚了，並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答應把女兒嫁給他——一個"悔過的猶太人"，一個"回頭的浪子"，一個希望贖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親則本著自己的反感和猶太教的正統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親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絕望的苦笑。結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預料過，但仍給他最後的打擊。那天，布洛德最後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訴他說，好像，夜夜都有隻貓頭鷹停駐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們寧可相信多拉所講述的不是幻覺。就在第二天，卡夫卡著手校對自選小說集《飢餓藝術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樣。不難想像，他內心受到何等樣的震撼。這次，他所描寫的事情徹底發生，而且絕對無法贖回。儘管事情尚未最後了結，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遠無法贖回自己了。從求婚失敗以及相應打擊的意義上講，他最終未能找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頭的結核讓他無法吞咽，肺部的結核則讓他難於呼吸；面對遲到的愛情，他無法愛我所愛，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贖意義的婚禮，因而只能作為畢生的單身漢悽然死去。現在，從身到心，從內到外，他走投無路的絕境與那位彌留之際的"飢餓藝術家"完全沒有區別。當他支撐著萬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樣後，命運般慘痛的交響終於衝決了他一直保持著的控制力，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一直不滿意此事的父母準備來看望這位一生苦難的兒子。卡夫卡給他們回信說，他很想跟他們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過上幾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說，護照可能不易辦理，母親見到他也可能會太傷心，加之他又無法說話，因而請父母暫緩此行。也許，他是想避免父母與多拉肯定不會愉快的見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徵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許多次愛情、艷遇、情感的嬗變和突破，剛好都在生日前後得以發生和展開。然而，這一次生日卻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陰影。卡夫卡病房中擺滿了他終身熱愛的鮮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緊時間享受鮮花和水果的美麗與芳香。他拼命嗅著鮮花和水果的香味，並希望別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飲料，以便讓他共享歡樂。他關注著鮮花、果實、生命、以及永恆……他不能說話，於是以筆代言談論自己的各種感受和願望。我特別想要芍藥，因為它們是那麼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陽光下去。永恆的春天在哪裡?黃金雨得不到嗎?……葉廷芳編：《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頁。
1924年6月3日，距42歲生日之前剛好一個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這位卡夫卡4年前在馬特利阿里療養院認識的猶太青年朋友，按照他們4年前的約定為卡夫卡注射嗎啡。彌留之際的卡夫卡仍然能說出他終生都習慣表述的悖論："殺死我，否則你就是兇手。"又注射了一針安眠藥。他在一陣昏睡後醒來，用盡全身力氣扯掉身上的各種管子："別再折磨我了，幹嗎還要延長？"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撿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對他說："別走開！""好，我不走開。""可我卻要走了。"卡夫卡的遺體被運回布拉格，於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他似乎終未逃脫布拉格"那帶爪子的小母親"。不僅如此，他似乎也終未能離開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爾曼·卡夫卡與尤莉·卡夫卡先後去世，大概出於他們的遺願，或者出於其他親人的安排，他們與兒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鐫刻著兒子、父親、母親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的綠蔭下和鮮花叢中，三位骨肉之親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著什麼。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噩夢。然而，3位妹妹與其他許多親人都悲慘地死在納粹集中營。密倫娜也死在那裡。多拉在20年代末嫁給德國共產黨一位著名領導人，生下一個女兒，並在納粹掌權後與丈夫先後逃往蘇聯。在那裡，丈夫被捕、受審、被判決繼而銷聲匿跡，她幾經磨難，終於在大戰爆發之前，於1938年帶著久患腎病的女兒離開蘇聯前往英國，在那裡，她自己也因腎病不治而於1952年死去。菲莉斯與家人從納粹的陰影下於1935年遷往美國，1960年在那裡去世。
卡夫卡就要升華解脫了。本來，他已經新生了。只是，這卻是一場過於悲劇性的、令人不忍正視的新生。問題在於，卡夫卡的病情在惡化，正是這條線索的發展與他的新生形成強烈反差，並導致可歌可泣的悲劇。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進維也納森林療養院。4月10日，他被該療養院退回：結核病已經蔓延到喉頭，形成可怕的喉頭結核，嗓子紅腫、發燒、不斷咳嗽。他被轉入維也納大學醫院。現在，他幾乎無法說話和進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餓挨痛，靠麻醉藥緩和痛苦，靠一些液體維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飢餓藝術家"。他寫過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懼的形式發生了，而且，在這最後一次，事情的恐懼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凡是我寫過的事情將真的發生。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回來。"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態，像新生的孩子一樣固戀著他新獲得的生命。他現在如此地渴望著贖回他自己，無論是通過寫作還是通過愛情或是通過其他事情。悲劇在於，一切都像他為《城堡》安排的邏輯和結局：當他尚能堅持，眼前毫無希望；而當愛與希望隨著夏日裡最後玫瑰的開放而降臨，他卻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只是這一次他沒有放棄。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衝破籠罩他一生的悲劇命運。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對醫學文明的任何反抗，絕對服從醫生的治療和處理。多拉喚起了他被壓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於，眼下這無比強烈的生活意志沒能來得更早、更及時。
5月初，醫生認為他喉頭的症狀有好轉趨勢。卡夫卡高興得哭起來，他一再地擁抱多拉，說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生活，企盼康復。他向多拉求婚了，並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答應把女兒嫁給他——一個"悔過的猶太人"，一個"回頭的浪子"，一個希望贖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親則本著自己的反感和猶太教的正統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親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絕望的苦笑。結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預料過，但仍給他最後的打擊。那天，布洛德最後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訴他說，好像，夜夜都有隻貓頭鷹停駐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們寧可相信多拉所講述的不是幻覺。就在第二天，卡夫卡著手校對自選小說集《飢餓藝術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樣。不難想像，他內心受到何等樣的震撼。這次，他所描寫的事情徹底發生，而且絕對無法贖回。儘管事情尚未最後了結，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遠無法贖回自己了。從求婚失敗以及相應打擊的意義上講，他最終未能找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頭的結核讓他無法吞咽，肺部的結核則讓他難於呼吸；面對遲到的愛情，他無法愛我所愛，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贖意義的婚禮，因而只能作為畢生的單身漢悽然死去。現在，從身到心，從內到外，他走投無路的絕境與那位彌留之際的"飢餓藝術家"完全沒有區別。當他支撐著萬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樣後，命運般慘痛的交響終於衝決了他一直保持著的控制力，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一直不滿意此事的父母準備來看望這位一生苦難的兒子。卡夫卡給他們回信說，他很想跟他們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過上幾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說，護照可能不易辦理，母親見到他也可能會太傷心，加之他又無法說話，因而請父母暫緩此行。也許，他是想避免父母與多拉肯定不會愉快的見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徵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許多次愛情、艷遇、情感的嬗變和突破，剛好都在生日前後得以發生和展開。然而，這一次生日卻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陰影。卡夫卡病房中擺滿了他終身熱愛的鮮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緊時間享受鮮花和水果的美麗與芳香。他拼命嗅著鮮花和水果的香味，並希望別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飲料，以便讓他共享歡樂。他關注著鮮花、果實、生命、以及永恆……他不能說話，於是以筆代言談論自己的各種感受和願望。我特別想要芍藥，因為它們是那麼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陽光下去。永恆的春天在哪裡?黃金雨得不到嗎?……葉廷芳編：《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頁。
1924年6月3日，距42歲生日之前剛好一個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這位卡夫卡4年前在馬特利阿里療養院認識的猶太青年朋友，按照他們4年前的約定為卡夫卡注射嗎啡。彌留之際的卡夫卡仍然能說出他終生都習慣表述的悖論："殺死我，否則你就是兇手。"又注射了一針安眠藥。他在一陣昏睡後醒來，用盡全身力氣扯掉身上的各種管子："別再折磨我了，幹嗎還要延長？"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撿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對他說："別走開！""好，我不走開。""可我卻要走了。"卡夫卡的遺體被運回布拉格，於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他似乎終未逃脫布拉格"那帶爪子的小母親"。不僅如此，他似乎也終未能離開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爾曼·卡夫卡與尤莉·卡夫卡先後去世，大概出於他們的遺願，或者出於其他親人的安排，他們與兒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鐫刻著兒子、父親、母親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猶太公墓的綠蔭下和鮮花叢中，三位骨肉之親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著什麼。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噩夢。然而，3位妹妹與其他許多親人都悲慘地死在納粹集中營。密倫娜也死在那裡。多拉在20年代末嫁給德國共產黨一位著名領導人，生下一個女兒，並在納粹掌權後與丈夫先後逃往蘇聯。在那裡，丈夫被捕、受審、被判決繼而銷聲匿跡，她幾經磨難，終於在大戰爆發之前，於1938年帶著久患腎病的女兒離開蘇聯前往英國，在那裡，她自己也因腎病不治而於1952年死去。菲莉斯與家人從納粹的陰影下於1935年遷往美國，1960年在那裡去世。